导语

2020注定是人们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年。疫情愈演愈烈、各国经济贸易活动受阻、区域间人员流动无限放缓。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人类社会及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进一步引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路径走向抉择的十字路口，全球经济复苏需要范式性的转变，中国亦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绿色复苏的新发展理念，以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及疫情带来的多重挑战。

具体来看，治理层面，《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之际，许多缔约方增强了国家自主贡献的行动力度，并提出低温室气体排放乃至近零排放的长期发展战略。拜登意在带领美国重新加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资金方面，《公约》框架下发达国家承诺发展中国家的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仍未完全兑现，但《公约》框架外全球气候投融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地区与非政府主体也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运用数字技术等方式拟定自身的中长期零碳发展路径……在此背景下，快讯将梳理2020年重要的气候事件与治理进程进行梳理，与诸君共同回顾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疫情之下

疫情影响下，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短暂降低后回升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世界各地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严重冲击，城市封锁和限制出行政策短期内使得排放量骤减，因此许多城市和地区的碳排放水平在2020初大幅下降。截至4月初，各国平均碳排放水平同比下降17%。其中，能源行业与地面交通运输对减排贡献最大，减排量分别占减排总量的40%和22%。随各国经济活动恢复，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回升，在2020下半年呈现出整体上的反弹。就全年来看，根据UNEP发布的《2020排放差距报告》，新冠疫情可能使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9年的排放水平下降7%左右，但非二氧化碳受影响较小，所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幅较小。

由于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自1750年来的累积水平，短期排放量锐减无法扭转整体居于高位的形势，疫情带来的减排量甚至小于碳循环的正常年际波动和碳汇的自然变化。2019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突破了410ppm，202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仍停留在这一水平。世界气象组织（WMO）秘书长Petteri Taalas称：“封锁带来的排放下降只是长期曲线上的小插曲，（要实现2℃/1.5℃的温升目标，）我们需要持续的平坦化的排放曲线”。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2℃的温控目标，需要各国把《协定》框架下的气候目标提高三倍左右，如果要实现1.5℃的减排路径，则需要把目标提高至少五倍。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冲击仍在持续，全球减贫进展不容乐观

气候变化影响下，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度、强度以及烈度不断增加，其影响遍及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群。2020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三年之一，且2011-2020这十年是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十年”。世界各地还出现了多起严重的局部气象灾害。年初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州均遭受了比往年更加严重的森林大火（Wildfire），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显著破坏；5-7月，中国南方暴雨洪涝灾害频发，中国气象局连续31天发布暴雨预警，27个省（区、市）因此遭受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非洲角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沙漠蝗虫入侵，对农作物和农民的生计造成严重冲击；印度和孟加拉国因超级气旋安潘（Amphan）的冲击引发洪灾，迫使数百万人进入集中避难所，进一步增加了疫情的感染风险。研究显示，全球农林渔业以及旅游业等依赖自然系统的行业约有12亿就业岗位，这意味着全球近一半的劳动力可能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风险。此外，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进一步加剧。根据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全球已经失去了世界一半的森林，一半的珊瑚礁，80％的湿地以及因过度捕捞或完全捕捞而丧失了90％的海洋鱼类种群。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草案指出，2010-2020年间，全球试图落实爱知20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努力或已全面失败。强度、烈度和频率不断加剧的极端天气事件警醒全世界：气候变化正在给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未来十年是关键期，如果各国即刻采取全面的减缓与适应行动，我们仍有机会避免气候变化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以及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构建更有韧性的未来。

在疫情蔓延、气候变化等公共危机的综合影响下，全球面临的减贫挑战愈发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新冠疫情的流行会使8800万到1.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到2021年，这一数字有可能扩大到1.5亿。疫情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公共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投向公共健康和经济复苏领域，以致用于消除贫困领域的资金量进一步收缩。气候变化则使全球减贫进展更加雪上加霜，世行一项新研究显示，由于气候变化会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价格、引发更加频繁的自然灾害及更多传染性疾病，到2030年，因气候变化而陷入贫困的人数约在3200万至1.32亿之间。如何有效应对疫情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并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技术支持，帮助其增强国家、地区及社区层面的韧性，对于实现减贫目标至关重要。

绿色复苏成为疫后经济复苏的核心，为长期去碳化奠定基础

在出台经济复苏方案中，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表示将把绿色作为疫后经济复苏的核心理念。欧盟出台了《欧盟绿色新政》，涉及交通运输业零排放计划、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节能改造、2050年实现“环境零污染目标”、可持续粮食战略等领域。韩国于7月份出台了“绿色新政”方案，投资总额高达630亿美元，包括基础设施绿色转型、低碳分布式能源及绿色产业创新等方面。中国在9月表示将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与此同时，在实际执行中的政策设计对于有效落实上述目标至关重要。数据显示，各国短期内的财政支出主要流向促进经济恢复的领域，绿色复苏可能被纳入更长区间内的经济方案中。根据Vivid Economics对各国投入农业、工业、垃圾处理、能源和交通运输业的财政支出的梳理，截至2020年12月，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已确认的财政支出的绿色化程度不如预期，欧洲是唯一综合绿色指数为正向的地区。牛津大学研究分析了刺激政策对气候行动的影响并指出，2020年上半年拨付的资金很少用于气候领域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分不同的阶段，在经济复苏的启动阶段，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对生计受影响的群体提供救助。在更长远的规划中，经济复苏方案可能会更多地纳入绿色、有韧性、可持续的投资。研究建议，通过聚焦清洁基础设施投资、节能改造、教育与培训、自然资本投资以增强生态系统韧性以及清洁领域的研发，复苏政策可以兼顾经济与气候目标，并产生经济复苏、减少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社会不平等等协同效益。在有效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下，绿色复苏有望为全球去碳化进程奠定基础。

关键词：应对气候变化政治意愿再次凝聚

《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之际，主要排放国纷纷承诺碳中和目标，释放经济去碳化的明确信号

为实现《协定》1.5℃温控目标，需要将2030年全球认为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降低45%，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根据《协定》，各缔约方需在2020年通报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LTS）。2020下半年，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纷纷宣布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有28个国家在公开场合宣布碳中和目标，另有近100个国家把碳中和提上议事日程，其中，苏里南和不丹已实现净零排放，瑞典、英国、法国、丹麦、新西兰和匈牙利已经把碳中和目标写入法律文件，欧盟、加拿大、韩国、西班牙、智利和斐济正在推进碳中和立法的进程，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14个国家也把净零排放写入了政策性文件中。目前已提出长期减排战略且把实现碳中和纳入讨论的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65%，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0%，经济去碳化转型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趋势。

超过70个国家提高了国家自主贡献（NDC）力度

根据《协定》，各缔约方需要在2020年通报并更新国家自主贡献（NDC），同时，2020也是各国将长期气候目标转向气候行动的关键之年。12月12日，联合国、英国和法国共同主办了气候雄心大会2020（Climate Ambition Summit 2020），以动员全球增强气候行动力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视频讲话，进一步宣布了中国强化国家自主贡献的增强行动，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巴基斯坦宣布将不再新建燃煤电厂，到2030年，60%的能源将由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供能，并将电动汽车占比提高到30%，以应对气候变化。印度则表示要将国内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在2030年前提高到450GW，称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力度将超越各方的想象。截至2020年底，已有71个国家（包括欧盟27国）提交了新的NDC，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8.3%左右。

关键词：资金流向

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仍未到位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上，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根据OECD的统计，2018年全球动员的气候资金总额约为789亿美元，比2017年募集的712亿美元有所增加。近期，联合国气候投融资独立专家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根据截至2018年的数据，全球可调动的气候资金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无法兑现1000亿美元的承诺”。未来五年将是气候资金是否能到位的关键时期，需要继续筹集公共资金，面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的多重挑战，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充分的资金支持，发达国家亟需兑现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公共危机。绿色气候基金（GCF）、全球环境基金（GEF）及气候适应基金（AF）等优惠融资在提供直接资助和资金动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20年，GCF共计向117个国家提供了70亿美元资金，70%的资助项目已经开始运行。在资金动员方面，33个捐助方已承诺为GCF一期（2020-2023）赠款100亿美元，其中96%的资金已得到确认。

部分国家出台政策从化石燃料撤资，并引导资金流向气候领域

在12月气候雄心峰会上，英国首相鲍里斯正式宣布将尽快终止对海外化石燃料项目的公共资金支持。此前，英国宣布在2021-2025年提供比2016-2020年多一倍的气候援助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损失。其气候援助资金总量将达到116亿英镑，成为全球气候投融资首要贡献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碳中和目标之后，10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中国首个气候投融资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意见》致力于更好发挥投融资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撑作用，将支持和引领更多资金流向气候变化领域，具体包括建立并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和标准体系、鼓励并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引导地方建立试点以及促进国际合作等。日本政府承诺原则上限制海外煤电投资项目。韩国国会7月底启动立法程序拟禁止对海外煤电项目的投资，认为应对气候危机已成为迫切需求，清洁能源成本已经具有竞争性，继续投资煤电项目将对韩国企业带来财务和声誉风险。

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私人投资者纷纷从化石燃料行业撤资

2020年，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纷纷发布新的承诺，限制对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行业的支持。根据Banktrack发布的《2020年气候变化银行业报告》，在其分析的35家金融机构中，已有26家出台了限制煤炭融资的政策。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煤炭撤资运动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如欧洲投资银行宣布从2021年起不再考虑为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化石燃料能源项目提供融资，其所有投融资活动于2020年底开始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亚投行（AIIB）行长金立群在公开发言中声明，亚投行不会给煤电或涉煤项目融资。商业银行也先后加入化石燃料撤资行列。摩根大通宣布将撤出对煤炭行业的咨询和贷款；花旗银行投票通过决议，决定在未来10年内停止向煤电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巴克莱银行等银行同样决议加大对火电行业的禁止力度。包括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Swiss RE和英格兰教会养老金委员会在内的资产管理者加入了PPCA联盟并签署PPCA融资原则，该联盟鼓励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逐步淘汰煤炭，这些资产管理公司也承诺终止对燃煤发电的融资。全球许多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者已开始识别并管理其投融资活动中的气候风险，并纷纷从化石燃料行业撤资，以避免搁浅资产所带来的的财务和声誉风险。

关键词：行业转型

疫情影响下，可再生能源成为2020年唯一保持增长的能源

疫情影响下，全球经贸活动受较大影响，这也给能源部门带来了冲击，但值得一提的是，可再生能源展现了更高的韧性。根据IEA的估算，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下挫约5%，能源投资总量下滑18%，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下降了约7%。分不同来源来看，石油和煤炭的需求受挫最严重，分别下降了8%和7%，可再生能源是唯一需求量略微上升的能源，不过在全球用电需求下降的前提下，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涨幅也十分有限。在中国和美国的带动下， 2020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接近200GW，同比增长了近4%。在其他能源发电量回落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在2020年实现较快增长，增长幅度达到7%。中国2020年风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了71.67GW，几乎是2019年风电新增的三倍。太阳能新增装机量也达到48.2GW，扭转了前两年增速有所放缓的趋势。

多个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此前提到的《欧盟绿色新政》中就包含一份《海上可再生能源》计划，该战略提出到2030年，将欧洲的海上风能装机容量从现在的12GW增加到至少60GW，到2050年则提高到300GW。到2050年，欧洲还将补充40GW的海洋能源。德国在其经济刺激方案中投入了120亿美元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并于2020年6月发布《国家氢能战略》，正式确定了“绿氢”的优先投资地位。法国也启动了一项约70亿欧元的国家氢能战略，预计在2030年把氢能的装机容量增加到6.5GW。中国在NDC中提出要大幅提高风电、太阳能的装机容量，到2030年将风光装机容量提高到12亿千瓦以上。美国未来五年整体的气候政策都将围绕清洁能源展开。韩国计划在其绿色新政中对可再生能源加大资金投入，为在42个道与地区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系统投入17亿美元，另对离岸风电的相关研究投入78亿美元。

交通电气化进程进一步推进，部分国家宣布禁售燃油车

在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下，已有17个国家宣布了100%汽车零排放的目标，或计划于2050年前淘汰燃油车。挪威计划于在5年内实现所有新出售的乘用车、轻型商务车和城市公交车的净零排放。荷兰2025年后投入使用的新公交车需要实现零排放，2030年起零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扩大到客车。法国计划在2040年前禁止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使用化石燃料，并进行立法。另有一些省市订立了自己的限售燃油车目标，中国海南省就计划在2030年左右逐步停止销售柴油和汽油乘用车、轻型商用车、公共汽车及客车。

关键词：非国家行为主体

世界各省、州、市先后制定碳达峰目标

随城市化的发展，未来将有三分之二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与之相对的，能源消费总量的70%将来自城市，而与能源相关的70%以上的碳排放也将由城市产生，因此，城市将成为控制排放的“主战场”。从世界范围来看，C40（City 40）城市中已有27个在2012年甚至更早前就实现了碳达峰，这些城市还基本实现了人口、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碳排放量在达峰之后逐年下降。共计169个城市通过签署“期限2020项目”（Deadline 2020），承诺制定并开始实施具有包容性的气候行动计划，力争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之内，截至目前，已有22个城市的气候行动计划基本符合《巴黎协定》目标。2020年底，为落实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江苏省、广东省先后表示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但尚未明确具体时间线。

越来越多私营部门加入100%可再生能源供能行动

不少私营部门也积极响应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制定长期净零排放战略，并加入100%可再生能源（RE100）等国际倡议。2014年发起的RE100倡议致力于推动企业承诺将在不晚于2050年使用100%可再生能源电力，并帮助可再生电力在全球扩大使用范围。目前RE100倡议已有284个成员，包括苹果、谷歌、微软等世界五百强企业，近期加入RE100的公司包括澳大利亚最大的零售商Woolworth，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大的锌冶炼厂以及六家用电功率高达31MW的韩国公司。已加入RE100的远景科技集团、隆基股份和阳光电源等中国可再生能源龙头企业，于2020年8月联合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光伏专委会在上海共同发起了“RE100中国倡议”，以推动更多中国企业采用100%绿色电力消费，带动中国的能源革命。根据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在2020年发布的《绿色云端2020》报告，发现国内15家互联网云服务和第三方数据中心中，仅有秦淮数据提出了“100%可再生能源转型目标”。总体来说，大部分企业尚缺乏能源转型的承诺与计划，对能源、用电数据的信息披露严重缺乏，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整体较为落后。绿色和平在2021年发布的《迈向碳中和：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实现100%可再生能源路线图》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应发挥低碳转型的引领作用，设立有雄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在不晚于2050年，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供能。

数字化技术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创造新机遇

运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助力减少排放、提高气候韧性、推动能源转型及交通电气化进程，并以此提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根据GeSI与德勤发布的《有目的的数字化》报告，到2030年，数字技术可以带来约1.34Gt的温室气体排放减量，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的减排量会是其到2030年排放增长量的近7倍。包括Google、Apple、Facebook在内一些互联网巨头也已制定了碳中和目标，并承诺在实现过程中充分应用数字化技术。中国2020年10月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显露出国家在战略层面对数字化发展和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视。2021年1月中旬，腾讯宣布启动碳中和计划，用数字技术助力实现净零排放，并说明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海绵城市、建筑节能、农业生产、智能煤电等方面的利用方法。但该计划尚未明确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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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蓝色经济”会不会像“可持续发展”一样变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大口袋？尽管提出“蓝色经济”的本意是要为“海洋经济”加上“可持续”的限制，但是“蓝色经济”似乎已经被使用得过滥，以至于UNEP在提出其蓝色经济融资倡议的时候还要在前面再加一个“可持续”。由于《蓝色脉搏》的关注点是海洋生物多样性，因此本期特刊会对于“蓝色经济”中历史最悠久却不那么高大上的海产品行业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可持续发展”一样，“蓝色经济”除了“经济”和“环境”，还有“社会”的维度。这一维度也不常出现在“蓝色经济”的讨论中，因此本期特刊特别包括了“社会”版块，以此引起对蓝色经济建设中公平、透明、包容等价值的关注。

治理

（1）Torsten Thiele等：“健康的海洋能帮助抗击各种疫情。海洋生物可以提供许多潜在的治疗方法，包括第一批次批准给新冠肺炎患者的抗病毒药物。新冠疫情迫使世界重新思考我们的经济、供应链和科学。在规划中对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普遍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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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2020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为海洋可持续发展而创新’。我们作为关注海洋保护的民间组织，呼吁全社会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且支持从制度到管理和技术的多层面的海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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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秀敏和陈坚：“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包括深化民间交流，增强双方信任感，谨慎处理地缘问题，因国施策而关注各沿线国家利益诉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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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贺鉴和王雪：“推进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发展，应从加快中国自身的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合理规划中非海洋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家；在涉非三方合作问题上积极作为，减轻域外大国势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要特别重视与联合国和非洲发展计划相关议程相对接，为化解全球海洋治理难题和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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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人类主导世界中达成渔业、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目标。由于珊瑚礁在全世界的减少，必须要找到能够维持珊瑚礁和依赖珊瑚礁人群的生计的管理办法。在人类压力梯度上实现渔业、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联合目标的可能性是非线性的，在实施管理的背景下相对较小的变化就可能对这些目标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管理可以为大多数珊瑚礁的渔业和生态功能提供实质性的养护利益，但鉴于其退化的状况和面临的人类压力，生物多样性目标却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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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告：欧盟 | 《2018年度蓝色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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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告：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 | 《到2050年实现可持续海洋经济的利益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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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报告：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 | 《惠益人类、自然与经济的海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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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报告：IUCN | 《共赢的蓝色基础设施建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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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作论文：Anthony Waldron等 | 《为自然保护地球的30%：成本、效益和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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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报告：欧盟 | 《评估海洋空间规划对蓝色经济产业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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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报告：经济学人 | 《2030可持续海洋经济：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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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报告：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 | 《气候变化对海洋经济的预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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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活动回顾：2020年6月1-5日 世界经济论坛

发展可持续的蓝色经济 查看                                     

海洋保护全球优先事项 查看                       

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经济 查看                              

可持续的中国海洋经济 查看

海产品行业：

（1）于亚妮 ：“巨额燃油补贴加速了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在WTO渔业补贴谈判背景下，它的终结不再遥遥无期，这也意味着中国近海渔民正被迫面临转型。转型方向包括休闲渔业、养殖业，当地政府也通过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帮助引导渔民转型。未转型渔民面临渔业资源利用永续改革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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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洲最大海洋牧场项目落户烟台开发区，该项目依托八角湾海洋经济创新区建设，将分批次投放100个中集来福士“长鲸一号”深远智能化网箱，年产值预计突破50亿元，建成亚洲最大的海洋渔业规模化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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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挪威追踪与商业软件开发商Maritech推出新本土云应用软件简化海鲜采购和销售流程。该软件用户将能够以高效保证金、包装箱级追踪和定价以及最少的人工输入要求，来实现购买和销售过程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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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渔业部宣布，将以标准的联邦出租许可证取代珊瑚礁鱼类和沿海洄游远洋渔业的历史船长许可证，这项修订和规则将适用于从2019年10月25日起拥有历史船长许可证的个人，为符合条件的个人提供更换许可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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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年中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出炉。中国渔业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中国渔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立足新形势、新职能、新要求，坚持“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的总目标，继续深化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渔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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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渥太华公布了一项价值4.69亿加元的“渔民福利和补助方案”计划细节，该计划旨在帮助加拿大的渔民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计划向个体渔民提供收入资助，包括淡水渔民、近海许可证持有者、拥有社区商业捕鱼许可证的原住民捕鱼者、业主经营者和合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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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ryony A. Caswell等：“本研究基于20个渔业和养殖的历史案例对当代规划和实施蓝色增长提供深刻见解。成功案例的基本要素包括：1）公平而非开放的获取、2）响应性、综合性和基于科学和监测的创新和管理。失败案例的主要原因有1）由于未能解决行业增长的限制、2）不良外部事件和驱动因素的影响、3）将短期收益置于长期可持续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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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hristopher Costello等：“我们研究了海洋中主要的食物生产部门–野生渔业、鱼类养殖和双壳类养殖–来估算‘可持续供应曲线’，并考虑到生态、经济、监管和技术限制。我们将这些供应曲线与需求情景叠加在一起，以估计未来海产品产量。我们发现，根据我们估计的需求变化和供应情景（考虑到政策改革和技术改进），到2050年，来自海洋的食品可能增加2100万-4400万吨，比目前的产量增加36-74%。这相当于到2050年养活98亿人所需增加的全部肉类的12-25%。这三个领域都有可能增加，但海产养殖业的增长最为明显。这些生产潜力能否可持续地实现，将取决于政策改革、技术创新和未来需求变化的程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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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更多渔业改善项目对可持续渔业有积极影响：在过去15年里，渔业改善项目（FIPs）已成为利用海产品行业杠杆，支持渔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普遍的方法。《全球渔业改善项目回顾》结合了渔业改善项目绩效数据和250多个项目执行者和利益攸关方的见解，包括了对自2015年以来FIPs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全球性分析和最佳成功实践，以及许多FIPs正在应对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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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水产品消费者日益关注环境和可持续性的最新调查：海洋管理委员会（MSC）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对海洋的担忧正在推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消费者维权运动。本研究于2020年初对23个国家的2.6万多人进行了调查，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鲜消费者调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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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可追溯对水产品可持续性和利润的积极影响：实施海产品可追溯性可以使鱼类加工商的利润率翻倍，同时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海鲜加工者位于捕捞者和消费者之间，追溯他们的产品是验证可持续性声明过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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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报告：联合国粮农组织 | 《世界渔业和水产业现状（20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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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活动回顾：2020年3月30日 SeafoodSource | 网络研讨会 海产品地图启动：全球产业项目加速可持续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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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活动回顾：2020年4月29日 SeafoodSource | 网络研讨会 世界水产关键部门75%产出可持续化目标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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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活动回顾：2020年6月8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 |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行动中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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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活动回顾：2020年11月16日 SeafoodSource | 网络研讨会 确保合法的海产品贸易：产业与政府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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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1）Meloy可持续社区渔业基金利用影响投资来降低东南亚沿海渔业的风险。传统投资者长期忽视新兴的沿海渔业，因为数据不佳、管理方面的挑战和不可预测性而望而却步。但注入资本可能正是其中一些渔场需要采取的下一步措施，以改善当地渔民的可持续性和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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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兴业银行成为签署联合国《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的首家中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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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学人集团｜世界海洋倡议：“由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委托编写的一份新报告概述了四项具有最大潜力的投资，以确保海洋健康和财富。这些措施包括：保护和恢复红树林生境、扩大海上风电生产规模、国际航运业低碳化以及增加可持续来源的海洋蛋白质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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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PA NEWS：“碳抵消已经是现有各种碳交易计划的一部分，并将被纳入《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中。在海洋保护区的背景下，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融资方法，也是一种为了鼓励生态系统良性发展而采取的货币化的奖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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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将基于自然的风险降低与保险结合来为沿海生态韧性提供经济支持。日益增加的气候灾害和沿海生境的丧失，迫切需要风险管理的解决方案。风暴造成的损失持续增加，其中很多是无保险的。这些损失给个人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并可能危及国家发展目标。防灾减灾具有成本效益，但公共和私营部门都难以为其前期投资提供资金。本研究探讨了一种将风险转移（如保险）与风险减少（如减灾）相结合的恢复力方案，这一联合机制有助于协调环境和风险管理目标，并为公共和私人投资基于自然的项目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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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绿色债券帮助水产饲料转型：水产养殖业供应了全球鱼类需求的46%，水产饲料既是其最大的运营成本，也是对陆地和海洋环境影响最大的来源。由于鱼类蛋白质价格飙升，其中部分原因是过度捕捞，大豆已经取代鱼粉成为水产饲料中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引发了对森林砍伐的担忧。替代原料如黑蝇幼虫和藻类已经被用来替代水产饲料中的大豆和鱼粉，但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生产。扩大创新饲料规模或过渡到无森林砍伐的大豆可以通过绿色债券融资，为研究和扩大创新提供所需的前期成本，同时降低债权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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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蓝色债券支持鱼类种群恢复：海洋无法维持由野生鱼类资源减少和需求增加造成的持续不平衡，生态系统的恢复需要一定时间。本简报概述了一个通过创建蓝色债券来促进生态恢复的提议。这将弥补该行业暂时的现金流损失，并在鱼类资源恢复时为投资者提供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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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蓝色经济：投资法的重要性。尽管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活动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关于推进“蓝色经济”的公开讨论为该领域的外国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技术发展为深海海底采矿等活动提供了机会，跨国公司在渔业、基础设施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沿海旅游业方面发现了新的机遇。对外国投资的依赖增加了国际投资法的重要性，这可能会与管理海洋环境和活动的其他规则产生紧张关系。决策者应该仔细考虑这些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并努力确保政策的一致性以支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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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活动回顾：2020年3月25日 Responsible Investor | 网络研讨会 投资者与蓝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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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活动回顾：2020年5月7日 PRI | 迈向绿色与可持续经济：亚太地区可持续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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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活动回顾：2020年6月8日 Responsible Investor | 网络研讨会 投资创新蓝色自然：世界海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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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活动回顾：2020年6月11日 PRI | “不可规避的政策响应”项目：聚焦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价值及全球投资者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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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活动回顾：2020年6月18日 CGPI善财公开课 | 保护大自然：影响力投资C位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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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活动回顾：2020年7月22日 英联邦 | 冉冉升起的蓝色财富：为海洋保护的可持续海洋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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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活动回顾：2020年11月10日 UNEP | 网络研讨会 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经济投保：保险业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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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1）海洋变革时代：为移民工人争取工会权利以防止泰国海产行业强迫性劳动。报告汇编了对行业和法律环境的分析，表明只要劳工没有结社自由权和集体谈判权，改革就会继续失败。如果没有这些权利，强迫劳动和人口贩卖将继续在泰国海产品行业普遍存在。报告还提供了五个关于移民劳工成立组织和行使权利的案例研究，他们在这些方面遇到了许多挑战，但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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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回顾：2020年11月16日 SeafoodSource | 网络研讨会 支持行业对健康工人和社区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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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回顾：2020年11月16日 SeafoodSource | 网络研讨会 支持政府投资解决供应链风险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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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动回顾：2020年12月16日 SeafoodSource | 网络研讨会 现在是2021年了吗？企业对海产品合法性和人权的尽职调查：我们的现状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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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动预告：2021年03月01日 WWF | 培训 性别平等在实现可持续蓝色经济成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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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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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不一定能同等惠及女性以及其他较为弱势的群体，尤其是那些处于贫困之中或者身体有残疾的人们。打破常常位于发展边缘的群体所面对的种种障碍，是可持续和具有包容性的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上一篇文章介绍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关注妇女发展议题的历史，为了避免项目对女性带来负面的影响，开发性金融机构运用保障措施等工具来识别和预防相关的风险。本篇介绍开发性金融机构如何通过其业务活动以及相关研究与倡议主动参与推动妇女发展。

促进妇女发展具有巨大的经济潜能

实现性别平等与赋权、赋能妇女和女童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一。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全球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1] 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学术界的许多研究已指出，性别平等和女性的经济参与能为全球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女性的经济赋权所带来的劳动力扩张和生产力上升，有助于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DP）；一个国家的性别平等表现越好，其产能就越多元化、其经济更具有韧性。[2] 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于2018年发布的亚太地区性别平等状况报告预计，通过提升女性的经济参与度，到2025年，该地区GDP将比此前预估值高出4.5万亿美元，即额外增长12%。[3]

联合国开发署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结合劳动参与、受教育水平、发声权和健康四方面，用定量的方式评估全球各国的性别平等状况。通过采集各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研究者发现性别平等水平（下图横轴往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图纵轴往上）呈一定的正相关。[4]

开发性金融机构社会性别友好的政策与实践

随着开发性金融机构采取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这一策略，创造两性均衡发展的条件、支持女性在开发性项目中成为参与者、决策者和变革促进者也成为许多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些机构将妇女发展提到其机构战略层面，并在机构战略、所投资的地区或国家、行业及项目四个层面出台相应政策文件，贯彻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促进妇女发展。

战略层面：许多多边及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均制定了单独的性别战略。世界银行于2016年制定了《2016-2023年性别战略》，为机构促进妇女发展划定了重点的目标领域，包括医疗与教育、平等的经济机会、促进女性的话语权和能动性。在1999年发布的《性别政策》之上，亚洲开发银行于2013年出台了《性别行动计划（2013-2020）》，为政策落实确立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于2005年出台了第一份《性别战略》，并于2011年出台更新版《性别战略》。[5] 为了落实这些战略，开发性金融机构皆设立了性别小组或性别专家职位，并与学术机构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专家合作。

区域/国家层面：通过分析所投资的地区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现状、性别平等状况和发展需求，开发性金融机构制定地区或国家层面重点的投融资和技术合作领域。不少机构分析了各个成员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制定妇女发展目标。亚洲开发银行就于2020年12月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共同通过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AREC）性别战略2030》，该战略概述了CAREC计划的各种行动将如何与国家战略相辅相成，在有偿正规就业、农业和非正规部门以及创业等方面为女性创造经济机会，确保女性拥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优质的教育、医疗保健服务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6]

项目层面：不少开发性金融机构还出台了针对行业的性别指南，为机构员工管理项目提供参考，例如，如何制定量化的指标要求项目方培训并雇佣女性，如何支持女性展开农业、工业或金融生产，推动女性拥有资产等等。在项目层面，如果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提出一个项目有积极促进妇女发展的潜力，或者项目方提出了相关的目标，开发性金融机构会协助项目方制定一份性别行动计划，规划项目与妇女发展相关的活动。

案例：世界银行在马尼拉的公共交通项目

作为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有接近1800万的居住人口，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其公共交通系统负担不断增加。2017年，世界银行为菲律宾政府提供了约6400万美元的贷款，建设12.3公里的快捷公交线路，旨在以环境可持续的方式提高马尼拉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效益和安全性。

该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报告指出，女性占马尼拉公共交通使用者55%，然而她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面临特定安全问题和风险：一是在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骚扰风险；二是由于女性更多地使用背包、携带儿童出行，因此上下车、通行时会面临更多困难。评估报告还指出，公共交通行业的司机和售票员中，男性员工占比远高于女性员工。

参考这些性别因素，世界银行为项目的设计提供了具体的建议，以满足女性使用公共交通的特殊需求，包括上下车站台设计、车内空间设计等方面，同时提出提高女性员工比例的方案。在项目设计中，女性群体的受益被列为为项目整体评估的指标之一，即在项目运行后，保证至少一半的受益者为女性。为了达到这个指标，项目设计采纳了世行环境与社会评估的建议，在多方面考虑了女性的安全和通勤需求问题，包括在站台和车厢保证照明，安装 “求助按钮 “和摄像头，在检票口和通道设置特殊通道，顾及有特殊需求的人群。项目方还给出了明确的平等工作机会指标，积极地雇佣女性售票员和巴士司机。

设立促进妇女发展的基金

除了项目投融资活动之外，越来越多的多边及国家开发银行开始积极地通过更多手段赋权予妇女，如设立专门用于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基金。2018年，美洲开发银行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合作发起了专门的妇女发展基金：女性基金（Fund Mujer），旨在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女性创业者投资2亿美元。美洲开发银行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早期创业者性别差异明显，而这个缺口也代表了巨大的市场机遇，例如，弥合初创领域的性别差距，可以带来980亿美元的商机。此外，妇女基金还支持为女性提供良好工作机会的企业和为女性所面对的障碍提供解决方案的产品和服务，以此促进女性参与经济活动。[7]

非洲开发银行也开发了多个专注于或参与推动妇女赋权的专门基金，如非洲女性金融平权行动（Affirmative Finance Action for Women in Africa）、5000万女性发声 （50 Million Women Speak）、非洲时尚经济基金（Fashionomics Africa）、非洲开发银行餐饮业倡议（the AfDB Food Cuisine Initiative）、非洲农业投资和社会性别基金Gender in Agribusiness Investments for Africa）等等。

除了设立专门基金，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还在其常规业务中，分配一部分资金专用于推动妇女发展。世界银行在全球已分配1.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展性别相关议题的研究、示范项目、性别影响评估等。亚洲开发银行于2012 年设立“社会性别发展与合作基金”，筹资1200万美元用于在投融资项目中促进性别平等、启动创新的示范项目、建立与妇女组织的合作关系等。美洲开发银行则制定政策，要求一定比例的贷款需关注性别问题、促进性别平等。

妇女发展基金、小额信贷等机制帮助从事小型创收活动、却难以获得正式银行贷款服务的妇女得到信贷机会。

总结

为消除贫困与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多边以及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从政策和实践的角度，进行了多样的尝试，从提升妇女就业机会、考虑女性的日常需求，到增加女性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从战略层面到具体的项目设计，皆体现了一定的性别的敏感度，从而助力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因为劳动参与、受教育水平、发声权、健康与安全等方面的不平衡，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仍道阻且长，而性别不平等也进一步阻碍全球实现更具有韧性和更公平的发展。这需要更多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其纳入到机构战略与投融资决策中，也需要更多的商业机构、民间组织的参与，共同创造性别友好的投融资模式。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5”.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gender-equality/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rsuing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2018)
[3]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e Power of Parity: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in Asia Pacific’ (2018)
[4] Gonzoles et.al, Catalyst for Change-Empowering Women and Tackling Income Inequality (2015)
[5] KfW, ‘Gender Strategy of KfW Entwicklungsbank’ (2011):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Download-Center/PDF-Dokumente-Selbstdarstellung/2011_Genderstrategie_E.pdf
[6] 亚洲开发银行，2020. 新的CAREC性别战略将促进赋权女：https://www.adb.org/zh/news/new-carec-gender-strategy-promote-women-empowerment
[7] PR Newswire, 2018. IDB Invest and OPIC launch first gender lens investment fund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idb-invest-and-opic-launch-first-gender-lens-investment-fund-for-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300723173.html

导语

整理完2020年《蓝色脉搏》中渔业管理的相关信息，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随着技术的发展，5G、卫星、机器学习、无人机/船、电子监控等新技术将为规制者打造一个透明、智慧的的海洋，海洋的广阔将不再成为规制缺失的理由。相比监控技术的发展，支撑渔业管理的科学研究挑战依旧，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做出管理决定依然会是渔业管理的常态。从中国的《远洋渔业履约白皮书》等文件来看，气候变化的风险对渔业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关注，但是如何在管理层面综合考虑不同风险并采取适度的预防需要持续的探索。最后，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渔业管理的影响也收录在本期特刊之中，当各行各业都在讨论“绿色复苏”的时候，也是思考如何借助疫情的打击来重建更健康的渔业的好时机。

科学

（1）该研究首次对全球1300个已开发的海洋种群的长期渔业生物量趋势进行评估得出：海洋生态区、气候带和海洋盆地中已开发鱼类种群的渔业生物量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的海洋及气候带急剧下降。全球海岸带和大陆架水域存在系统性的、广泛的过度捕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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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eagan Haynes：“渔业管理挑战升级，海洋变暖促使鱼类种群迁徙，但渔业管理系统的设计并不是与时俱进的。美国的渔业管理面临复杂情况，不同地区不仅要争夺对不断减少的物种的控制权，而且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使得获得完整和准确的数据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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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渔获非法贸易及其对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影响：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捕鱼普遍存在，海洋渔获的非法贸易在全世界也很可能是普遍的。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可能有800万至1400万公吨未报告的渔获量被非法交易，总收入约为90亿至170亿美元。由于鱼类从合法贸易系统转移为非法而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估计在26至500亿美元之间，而各国税收收入的损失则在20至40亿美元之间。海洋渔获非法贸易可能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采取大胆的政策和行动来制止这种非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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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1）张春：“中国首次宣布对特定区域的公海鱿鱼捕捞实行禁渔期制度。中国国内的禁渔期重点就是保护产卵群体和幼体，产卵季恰好在禁渔期内的蓝点马鲛资源量的相对稳定也证明了这一做法的有效性。但禁渔能不能实现，也要看对渔船的管理是否能落实到位乃至是否能推动建立渔业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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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考虑到何时、何地和单物种的捕捞量，还考虑到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包括生境、食物网和影响渔业的其他海洋动态。这种方法将有助于保护生境，保持食物网的平衡，反映最佳科学，并在鱼类数量减少和全球海产品需求增加的情况下促进可持续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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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使国际社会充分了解中国远洋渔业管理原则立场、政策措施和履约成效，农业农村部首次发布远洋渔业履约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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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年11月，西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EAFC）第39届年会圆满闭幕。基于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最近的科学建议，委员会接受了新的渔业资源管理及养护措施，同时针对角鲨加强了渔业捕捞禁令，以提高其物种养护能力。此外，委员会进一步更新了电子上报系统，以增强渔业监测、控制和执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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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ohammad Arju：“孟加拉国、印度和缅甸已经商定了它们在孟加拉湾的边界，但鱼和渔民都不受专属经济区地图上的线的约束。为了获得更好的渔获，渔民们有意无意地越过边界。由于船多鱼少，冲突是常见的。在缺乏积极合作的情况下，渔民继续被其他国家逮捕，而过度捕捞则使鱼类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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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加强远洋渔业公海转载管理的通知，严格远洋渔业公海转载报告管理，加强远洋渔业自捕水产品运输服务保障，停止远洋渔业辅助船制造审批，实行远洋渔业公海转载观察员管理，逐步建立远洋渔业运输交易平台，切实加强远洋渔业转载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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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罗斯通过改革监管系统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渔业抗争。电子捕捞日志作为改革后的渔业监测系统的关键部分已于2020年7月1日投入运行。该系统一旦全面运作，将大大加强国家对国家渔获物及其实际价值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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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船旗交易：外国船舶方便旗需求的实证评估。研究实证检验了与方便旗对外国船舶吸引力有关的38个因素，发现其中最高的三项是：对于不与可持续管理公共鱼类资源的国际努力进行合作的国家的旗帜的需求；对于不与防止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渔业的国际努力合作的国家的国旗的需求；以及对于容易获得的和允许捕鱼进入许多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区域渔业管理区的旗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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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新《远洋渔业管理规定》接轨国际管理规则，强化涉外安全管理，加大违规处罚力度，简明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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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欧洲议会和欧盟当时的28个成员国政府于2013年就欧盟共同渔业政策（CFP）的深远改革达成一致意见。目标是通过设定恢复种群、维持健康的生态系统和保障欧盟船队稳定、有利可图的渔业的目标，使渔业具有可持续性。CFP要求各国部长 “尽可能在2015年之前确保所有种群的可持续开发率，最迟在2020年之前逐步递增”。然而，随着2020年结束过度捕捞的最后期限过去，欧盟渔业管理仍不符合科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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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1）一些船只会通过发送伪造的自动识别系统（AIS）船位信息来躲避监督。NGO全球渔业观察和天空真相正在开展相关研究，同时也在寻求通过新的卫星数据来源，来用于船舶追踪和探测海上暗处的目标。他们的研究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虚假AIS广播模式，集中在加州海岸旧金山西北的雷耶斯点（Point R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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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澳大利亚渔业管理局称，澳大利亚已经在托雷斯海峡部署了一种新的水听器，能够探测和记录船只声音，可以区分不同种类的船只活动，旨在打击非法的外国捕捞活动。海事边防司令部少将兼指挥官Lee Goddard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技术对于保护澳大利亚的海域至关重要，随着外国非法捕捞对全世界的可持续渔业管理构成威胁，我们决心采取更多措施保护澳大利亚免受此类犯罪活动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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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度尼西亚在北纳图纳海上的“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IUU）”渔业侦查活动显示，全球渔业观察合作及数据共享是与IUU渔业斗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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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亮朝鲜海域暗中的渔船队：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渔业捕捞活动威胁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和公平。管制这类活动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大多数渔船不公布其位置，在公共监测系统中处于 “黑暗 “状态。结合四种卫星技术，研究发现在朝鲜、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海域，黑暗船队的非法捕捞活动十分普遍。研究发现2017年有超过900艘中国籍船只、2018年有超过700艘船只在朝鲜海域非法捕捞，捕捞的鱼类种群数量估计接近日本和韩国的总和。研究还发现约有3000艘小型朝鲜船只在俄罗斯水域捕捞，其中大部分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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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西兰政府上周宣布计划在345艘渔船上安装摄像头。增加使用船上摄像头得到了本届联合政府的支持，旨在提高渔业透明度。摄像机将改善渔业管理信息，并提供国内和国际市场所要求的透明度。更广泛地使用船上摄像机将提高新西兰作为优质、可持续和值得信赖的海产品生产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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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ason Holland：“粮农组织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状况》报告中认识到，在捕捞渔业中，通过为渔民提供更准确的天气预报和卫星定位，新产品或服务创新可以改变他们活动，使之更安全、更精确、更可预测。据该组织称，这些工具为水产养殖生产者也提供了类似的好处。这两个行业都可以从这些旨在收集和安全存储信息的新兴技术中受益，以帮助更好地遵守更严格的监管和可追溯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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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EW：“为了确保渔业可持续发展，管理人员需要关于渔获量和船只活动的准确数据。但是，由于有数千艘船只在公海上作业，当局无法触及和查看，收集和审查数据可能很困难。电子监测（EM）计划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负责规制世界95%海洋中工业化捕鱼的国际组织–提供了一个性价比较高的方法来加强监督。精心设计的电子监测规则可以获得更好的数据和更强的渔业管理，同时改善鱼群和渔民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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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一个新的交互工具可以帮助海洋和渔业当局以及海产品购买者确定全球非法捕捞的海产品最有可能从哪里进入市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捕捞每年的渔获物价值高达235亿美元，导致有商业价值的鱼种被持续性的过度捕捞，并可能抢走那些遵守法律法规的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工作机会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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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ordon Feller：“SmartCatch公司旨在解决过度捕捞和鱼类供应枯竭的问题。在初始阶段，该公司专注于提高大规模渔业的分析能力。SmartCatch正在为渔业提供实时分析和集成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物联网解决方案，以改善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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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来自香港大学的科研工作者成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医学实验室，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基因监测技术，可以通过从菜市场的排水管采集少量水样来识别许多物种。它可以帮助管理部门发现濒危海洋物种的交易，辅助监控日益猖獗的濒危鱼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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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美三家机器人公司正在竞相研制新一代无人驾驶船只，有望辅助政府部门在海上识别非法捕捞行为。开发公司称一艘无人船只的价格仅为一艘巡逻船及雇佣船员总成本的十分之一，还拥有全年无休待命的能力。目前NOAA投入1270万美元资金，促进无人船只及无人机的开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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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1）Jennifer E. Telesca ：“近25年来，海洋管理委员会（MSC）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渔业生态标签的黄金标准。获得MSC认证就意味着被认定为是野生捕捞海产品的最佳选择。但获得认证并不意味着真的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如鱼的含汞量，或者渔船上是否尊重了人权等，都不在MSC的标准之内。而且MSC甚至考虑将蓝鳍金枪鱼，这种濒临灭绝、过度开发、管理不善、受盗捕的、受污染的、体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的鱼类，认证为海产品的最佳选择，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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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而美，大得证”：比较海洋管理委员会（MSC）在其宣传材料中介绍的渔业和获得MSC认证的渔业。海洋管理委员会（MSC）制定了可持续渔业评估和生态认证的标准。虽然MSC越来越被决策者认可为渔业成功的指标，但它也因标准薄弱和第三方认证者过于宽松而受到批评。这种标准的声誉和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可能是MSC如何营销和推广其品牌的结果。研究显示，尽管2009-2017年只有40%的MSC认证渔业和17%的总渔获量是由被动渔具捕捞的，但是涉及小型船只和被动渔具的渔业在宣传材料中的比例过高，64%的宣传照片是被动渔具。同样，尽管2009年至2017年仅有20%的MSC认证渔业和7%的MSC认证渔获量使用小型渔船，但是49%的照片以小型渔船为主题。尽管认证的渔获量绝大多数来自工业化渔业，但照片中小规模渔业的照片比例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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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班牙金枪鱼协会AGAC，即大型金枪鱼冷冻库协会，已全面进入海洋管理委员会（MSC）评估。成功的申请将使全球超过8%的金枪鱼总捕获量被加入到生态标签的可持续发展认证计划中。目前正在对由物种、种群和捕鱼区定义的12个不同的评估单位进行评估，通过评估程序并被推荐认证的单位有资格获得使用MSC生态标签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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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球金枪鱼联盟 | 金枪鱼2020年可追溯性声明环境可持续性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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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与犯罪

（1）麻醉品-渔业：全球渔业与毒品走私。2010年至2017年期间进行的船只拦截记录表明，全球毒品贸易越来越依赖渔船，以渔业为基础的贩运正在增长。研究表明，虽然毒品总流量在随时间增加，但每艘船的毒品运输规模越来越小，而禁毒执法强化了这一效应，这表明贩毒网络适应缉毒工作而利用较小的船只来降低被查获的风险。在鱼类种群减少或严格的海洋养护方面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小规模渔民有可能转向毒品贸易而以之作为经济上的减贫手段。同时，从毒品贸易流入渔业的非法资本可能会推动渔业的过度资本化和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最终损害依赖资源的沿海社区和海洋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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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艘中国金枪鱼延绳钓船的航程中有四名印尼籍船员先后因病死亡，幸存的印尼船员还举报了其他严重的劳工问题以及非法捕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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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High-Level Panel for a Sustainable Ocean Economy：“渔业相关的有组织犯罪剥夺了国家的收入，并威胁到合法的渔业和依赖渔业的人的生计。有组织犯罪的持续存在破坏了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可持续海洋经济的承诺。然而，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有组织犯罪在渔业产生了动态的破坏性影响，但仍然需要在国家和全球层面采取有效、协调的执法对策。为了全面解决渔业有组织犯罪问题，各国应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对该问题的共同认识，其次，在有利的立法框架和提高透明度的推动下，在国内开展以情报为主导、以技能为基础的合作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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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mma Witbooi等：“渔业领域涌现出的各种有组织犯罪行为，多年来令国际社会十分担忧。现如今这类犯罪行为的各种证据，及其对于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不利影响和潜在安全后果已经被大众所知。参考全球的有可能的实践案例，我们强调了一些实际的机会去解决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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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rygg Mat Tracking（TMT）和C4ADS发布的一份新的简报聚焦于一捕捞行业的新问题：利用复杂的所有权结构，如空壳公司、幌子公司和合资企业，来掩盖非法作业和最终实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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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与疫情

（1）新冠疫情之下，巴西非法渔业现象肆虐。自2020年3月底巴西联邦政府环境部门大部分官员开始远程办公，来自该国不同地区的个体渔民报告说，非法活动不断增加，工业渔船正在对海岸的保护区进行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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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太平洋的一些渔业组织将其对成员国水域上围网捕鱼的100%观察员覆盖率要求的暂缓延期至7月31日。同时，适用于人工集鱼装置禁用期间对围网渔船的渔船监测系统（VMS）的规定现在适用于这些没有观察员的围网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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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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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国开发署（AFD）和国际林冠组织（Global Canopy）于2021年出版的《投资自然小书：为地球生命融资的简单指南》（又称“小粉书”）估计，截至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资金量最高可达9670亿美元，现在的资金量约为1430亿美元，仍有巨大的资金缺口。[1] 如下图所示，“小粉书”估算了不同领域所需的资金体量，除了对保护区等生态区域的直接投资，可持续耕地和牧场、可持续渔业、林业等领域也需要极大的投入。

开发性金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重要的一环，如我们之前所总结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投资生多主要的三种模式（链接）包括：直接投资生态系统和物种、投资生物多样性友好的商业模式以及基于社区的生物多样性投资。具体而言，生物多样性投资主要集中在哪些产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以生态区域直接融资、生态旅游、可持续的农业、林业和渔业五个主要领域。

1）对生态区域的直接融资

此类项目通过设立、修复和管理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各类重要生态区域和栖息地，监测和保护濒危物种，达到维护特定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资帮助国家政府提升划区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也帮助国际政府、地方管理单位以及相关的商业机构优化其运营和管理能力。

2010年，世界银行联合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为秘鲁提供895万美元的资金，加强秘鲁多个国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秘鲁是世界第二大生物多样性大国，其国土上的植物种类占全球的10%，也栖息着1700多种鸟类和2000多种鱼类。然而，世界银行于2013年的调研发现，秘鲁政府对保护区的资金投入还不到世行估算的理想金额的一半。

该项目帮助秘鲁政府建立新的保护区，加强对重要的陆地和沿海-海洋生态系统的法律保护，制定和实施各级管理计划和保护活动，同时，对保护区管理机构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升管理能力。另一方面，针对保护区管理的资金缺口，该项目协助秘鲁的保护区管理委员会（Profonanpe）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将其收益投入于保护区的日常管理。

2）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是以有特色的生态环境或物种为主要景观的旅游，以可持续发展、物种保护和自然景观保护为前提。生态旅游的资源和利润可以投入于生物多样性监测、记录和管理，也可以包括自然教育的活动，让游览者参与和了解生态保护、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世界银行的《通过野生生物旅游业支持可持续生计》报告指出，规划和经营得当的旅游业务可以提高动物保护意识、减少偷猎，并增加对保护区的投资。可持续野生动物旅游业还可以为当地社区提供改善生计的机会，它也比商业农业或采矿等产业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从而起到替代方案的作用。报告也指出，当社区看到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能为他们带来直接收益时，他们也更有兴趣参与野生动物保护。

2011年，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为巴拿马提供400万美元的贷款，在巴拿马多个国家公园、海洋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业。巴拿马的生物多样性不仅丰富且十分独特，在项目涉及的这些地区，已监测到的本土动植物物种达到1300多种。通过建设生态旅游产业，该项目不仅扩大了生态保护的资金来源，也惠及当地社区。例如，美洲开发银行在科伊瓦国家公园发现，周边的渔民在项目运营前主要依赖小型渔业为生，而项目开始后，许多渔民转为来国家公园观鲸的游客驾船、导览，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从2011年的494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875美元。

3）可持续林业

森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境之一，然而，由于砍伐、生境破碎、气候变化等原因，全球森林生物多样性日益减少。可持续林业不是对整个地区进行采伐，而是对森林进行管理，以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不受到损害为前提，且保证森林的生产力和可更新性，开采部分森林资源。可持续林业可能涉及植树造林、森林恢复，也包括植树、采伐、加工等工序上的技术更新。

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以及该行与欧盟联合成立的自然资本融资基金Nature Capital Financing Facility, NCFF）大力支持可持续林业，在2014年至2018年间，共计投资61亿欧元。其中，部分项目起到了良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欧洲投资银行通过NCFF为爱尔兰一家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收购当地私有林业种植园，将其管理模式从“单一品种清林再植 (monoculture plantation forestry)”改革成“连续林地覆盖（continuous cover forestry）”，这种管理模式维持永久性的森林覆盖和混交林的结构，从而维持当地生物多样性。

4） 可持续农业

商业性农业带来的土地用途变化、排放、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极大，同时，农业生产离不开生物多样性，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组成的生物多样性对农业起到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作用。可持续农业通过技术、耕作原则和机制性改革，在满足农产品需求的同时保证周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并增加积极的影响，如增加土壤肥力和水土保持，从而维护当地生物多样性。我们对于农产品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链接）以及来自商业机构的可持续农业投资（链接）进行了解析，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有不少可持续农业领域的实践。

2019年，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联合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GEF）为尼日尔提供300万美元的贷款，结合可持续农业生产、土地修复和保护区设立，提升尼日尔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提升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减少碳排放量和对生多的影响，帮助当地农户建立更好的市场意识、增加生产收益，同时，限制农业用地的扩大，将部分区域划为保护区，保护当地的西非长颈鹿、肯大吉河马等物种。

5） 可持续渔业

渔业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为至少2亿人提供生计，是全球许多人口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过度捕捞、气候变化等因素正导致部分鱼类资源枯竭、影响海洋和淡水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加速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可持续渔业包括对于捕捞渔业的规范，防止过度捕捞、适应鱼类的繁殖速度、促进鱼类种类恢复，以及合理的水产养殖管理，从而确保鱼类和其他海洋及淡水生物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

2019年，非洲开发银行为马拉维提供1320万美元的贷款和130万美元的赠款，从可持续捕捞、可持续流域管理、水产养殖行业发展三个角度，发展马拉维的渔业。马拉维的渔业十分依赖马拉维湖，马拉维湖是世界第九大淡水湖，拥有丰富且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对马拉维湖中458种鱼类进行了调研，发现有9%的种类面临着灭绝的风险。该项目计划通过提高鱼类商品的附加价值、增加消费，加强当地的营养安全、减少贫困，并且采用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 Approach）管理包括马拉维湖在内的湖泊、河流和分水岭，支持淡水生物多样性，保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为国家或地方政府提供贷款，直接投资于重要栖息地或物种保护，如保护区、国家公园等生态区域的设立和管理。此外，开发性金融机构越来越多投资于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这样的项目不仅提升商业活动的生物多样性的友好程度，也可以对周边社区带来经济效益，形成生态-社区-商业的良性循环。

可以看到，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生态旅游、可持续农业、可持续林业、可持续农业有较为丰富的生多投资实践，将自然资源“转绿成金”的同时，推动生多友好的生产和管理模式，扩大生物多样性资金的来源。此外，也有不少领域尚缺乏成熟的体系来达到对生多的正面影响，如绿色建筑和基础设施等，但值得我们的持续关注。我们期待来自各方的尝试，共同探索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融资。

关于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PFB）

为了鼓励金融行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参与多方合作，创绿开展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PFB）”项目，旨在倡导金融业通过创新的金融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责任。作为PFIB项目的一部分，创绿将与合作伙伴们一同，在10月至11月举办金融机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线系列培训，与此同时，我们将持续地关注和解析国际会议进程。欢迎各界伙伴的加入！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创绿的公众号“星球公社”和官网（www.ghub.org）。

[1] Tobin-de la Puente, J. and Mitchell, A.W. (eds.), 2021. The Little Book of Investing in Nature, Global Canopy: Oxford.

当地时间1月20日，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并即刻签署17项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围绕解决“新冠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危机和种族平等危机”等问题展开，包括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简称《协定》）。拜登签署的批准文书已于同日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并将于一个月后、即2021年2月19日正式生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拜登总统推动美国重回《协定》，与全球政府、城市、州/省、工商界和人民一道采取有力行动应对气候危机的举措。

此举是拜登-哈里斯政府采取气候行动的第一步，也是在兑现其竞选期间的承诺。2015年《协定》达成后，奥巴马执政下的美国与其他193个国家一道加入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气候协定。然而，特朗普当选后宣布美国将退出《协定》，这一决议最终于2020年11月生效。拜登自竞选之初就抛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气候战略和政策，包括在国内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国际上重返《巴黎协定》，在多边主义框架下重拾美国的气候领导力等，对气候问题的强力姿态也成为拜登最大的竞选亮点之一。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美国联邦政府“过山车”式的气候政策与非国家主体气候行动

2015年12月，超过190个国家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签订了《巴黎协定》，共同承诺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前水平的2℃之内，并向1.5℃目标努力。美国在当时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中提出了，在“在2025年实现全经济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的水平减少26-28%，并尽最大努力实现28%的减排量”。这一目标在当时即被判定为不足以符合2℃/1.5℃目标的减排要求。奥巴马执政期间，制定一系列清洁能源、环境保护政策。数据显示，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11%左右，基本符合其NDC中提到的减排路径。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却罔顾基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声称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并在当选总统后，以《协定》给美国国内的商业部门（Business）、工人（Workers）和纳税人（Taxpayers）造成不公平的负担为理由，在2017年6月1日正式宣布美国将退出《协定》，并停止执行其NDC中的气候承诺。尽管能源系统低碳转型已成全球发展趋势，特朗普政府仍取消并修改了许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规，以支持国内化石能源产业。疫情期间，美国并没有出台绿色复苏政策，反而是以疫情为由，进一步放松对许多高排放产业的控制力度，包括新增价值高达30亿美元的石油购买计划。

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协定》后，部分州、城市和企业领袖迅速反应，成立美国气候联盟（United States Climate Alliance）并发表“我们仍在行动（We are still in）”宣言。目前，美国气候联盟由24个州和2个地区组成，加州、内华达、弗吉尼亚和纽约等州或市以立法或行政命令等形式提出了各自的气候目标，包括数个在本世纪中叶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供能的承诺。“我们仍在行动”作为支持气候行动的联合宣言，已吸引超过3900名来自政界、商界、原住民、大学、宗教团体、投资者的代表签署，宣言表示，即使美国政府退出了《协定》，以他们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仍将采取行动，努力实现协定目标。签署该宣言的许多企业，包括微软、BP、苹果和亚马逊在内，都已提出了早于2050年的净零排放计划。在特朗普任期内，这些非国家行为主体的行动推动美国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了11%。

然而，尽管社会各界自下而上积极采取气候行动特朗普的政策仍然严重影响了美国总体减排和能源转型进程。其任期内，化石能源占美国的一次能源和终端消费的比重保持在80%左右，同时，CO₂排放在2017年上升后缓慢下降，201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2016年相比仅下降了0.5%。虽然一次能源生产的煤炭使用量下降了3%，但美国目前的能源转型与温室气体减排进度距离《巴黎协定》所需的减排路径仍有较大差距。

2021年新起点：拜登政府聚焦清洁能源转型与环境公正

拜登政府强调气候变化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基于如下两点基本认知提出了一揽子气候政策：第一，美国必须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史无前例的气候危机；第二，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绿色新政计划主要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 保证在2050年前实现全经济部门100%由清洁能源供能，并实现净零排放。

拜登政府将要求美国国会在任期第一年就以下三方面进行立法包括：1）在2025年前建立落实上述目标的执行机制，包括设定阶段性目标；2）为清洁能源和气候研究与创新注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投资；3）通过激励机制，在全经济领域加速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在最受气候变化冲击的社区。

>> 建设更强有力、更有韧性的国家。

为实现美国的气候承诺，拜登政府将对美国生产生活的各行业进行改革。

~ 对能源行业，计划于2035年前实现发电端的去碳化。
~ 在交通领域，将严格燃油及排放的标准，确保到2030年所有新销售的轻型及中型机动车和所有的公交车实现零排放，并建成50万座以上的充电桩，以确保电动车的发展。
~ 在建筑与基础设施领域，计划在4年内升级400万栋建筑，并对200万户家庭的住所进行改造；到2030年为所有新建商业建筑制定净零排放标准，到2035年将全国建筑存量的碳足迹减少一半。
~ 在农业方面，力争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农业领域实现碳中和的国家。
~ 在自然保护方面，建立民间气候团体（Civilian Climate Corps）支持自然气候解决方案，在2030年左右保护美国30%的土地和水域。
~ 在气候创新方面，成立高级气候研究机构（ARPA-C），以支持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

>> 重点保护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的权益，为淘汰产业的工人提供扶持和补偿，以实现气候公正。

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更易受到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冲击。拜登政府将建立一个遵循气候和经济公正原则的筛选工具，确定弱势的地区和群体，并承诺给予这部分人群额外支持，使他们能优先获得清洁能源改革带来的经济红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被淘汰产业的员工，拜登计划为受到波及的社区和人群给予财政支持，为他们创造新就业岗位并提供就业培训。

>> 团结国际力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及其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或独善其身。因此，拜登上任后的第一项计划就是重返《巴黎协定》，让美国重回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谈判体系之中。比起退出《协定》的复杂程序，美国重回《协定》的步骤相对简单，在正式通知UNFCCC并确认重新加入后的三十天即可重回《协定》，并需要提交一份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当地时间2021年1月20日，拜登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重回《协定》。此外，美国还将在外交政策、国家安全战略和贸易策略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

在国际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希望重塑美国的领导力。首先，拜登计划推动G20国家逐步停止对低效化石能源的补贴。其次，向高碳产品收取碳调节费或者限制发放配额，以促使其他国家履行更高的气候标准和环境责任。此外，美国将促进全球关于清洁能源的研究，向清洁能源研究领域投入四倍于最初承诺的财政资源；并通过清洁能源出口（Clean Energy Export）和气候投资倡议（Climate Investment Initiative），推动美国清洁能源出口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同时，资金方面，美国还将重新为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inance）提供资金，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缓债协议（Green debt relief）”，以帮助其实现气候目标。最后，争取暂停全球在北极地区的近海钻探工作，把气候变化重新确立为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的优先事项。

据统计，上述气候政策的全面落实预计将需要超过5万亿美元的投资总额，其中需要联邦政府在未来十年累计投入超过1.7万亿美元，并从私营部门和州及地方政府动员额外资金。

为确保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优先事项得到有效推进，拜登政府组建了新的气候团队。拜登任命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担任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负责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工作。克里曾作为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在2015年《协定》签订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克里也回应“将以应有的严肃性和紧迫性来应对气候危机……使美国回到正轨”。此外，拜登还任命曾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出任环保局局长的吉娜·麦肯锡作为白宫气候特使，以及任命曾担任两届密歇根州州长、在交通电气化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詹妮弗·格兰霍姆作为能源部部长。

疫情影响下，拜登政府气候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有何种影响？

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生态恶化等全球性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脆弱人群影响尤为严重，需要全球共同应对，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美国联邦政府若能切实落实其气候政策目标及国际合作与资金支持计划，将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积极影响。首先，美国重回《巴黎协定》意味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重新回到UNFCCC的框架内，据估计，如果美国完全实施承诺的气候政策，能使全球平均升温幅度减少0.1℃。其次，在UNFCCC框架之外，其他多边机制在纳入气候拜登上台也可以更好地发挥G20框架在推动全球构建气候友好经济体的作用。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往往是唯一一个拒绝在G20联合公报中签署气候声明部分的成员，而其他成员国则会在公报中重申对《巴黎协定》的承诺。考虑到拜登计划在G20框架下停止对低效化石能源的补贴，G20集团有望在2021年的G20峰会上达成一份真正由20个国家共同发布的气候声明，增强全球气候行动的政治动能。除此之外，在资金层面，美国重新为GCF提供资金，并优先考虑与气候目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合作，提供低成本融资。尽管尚不确定美国新的气候资金规模，但重新注资仍有助于重振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的信心，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利于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流入气候友好领域。

当然，面对巨大的减排差距和健康、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多重挑战，拜登政府能否尽快团结美国各界，凝聚共识，推行并贯彻落实其气候政策、加速其国内清洁能源革命，仍待观察。

中美气候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此前一直是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包括高级别对话、双边联合声明、签署贸易和投资协定、进行联合研究和开发、产业合作以及技术支持等。2013年到2015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共同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更是成为《协定》成功签署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然而，在特朗普任期内，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减少的同时，美国气候外交政策的倒退与反复也一度让中方失望。

在碳中和目标和2035美丽中国愿景指引下，中国国内能源转型、交通电气化、建筑、工业部门节能、气候投融资与技术创新将是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重点。随着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美国重回《协定》，中美气候合作将迎来新的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考验：首先，重建互信以促进双边合作。中美可以在共同关心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强化互信，比如在能源清洁转型、交通去碳化和建筑节能、低碳技术创新和研发以及气候投融资等领域加强合作。其次，继续支持地方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基于此前两国地方层面的合作基础，在两国气候目标指引下，继续支持地方政府在气候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第三，以互信为前提，共同促进国际多边治理机制，如UNFCCC，G20等制定更有力度的目标和举措，为国际气候治理持续注入新动力。此外，在谈及与中国的合作中，拜登提出，计划与中国就减排达成双边协议，推动中国减少对煤电和其他高碳排放行业的补贴，特别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和亚太地区；并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更加清洁的基础设施投资替代方案。可以看出，中美气候对话将绕不开对海外传统能源及高耗能投资和补贴政策的关注，且拜登政府也将在国际场合积极构建以气候、绿色为重点的话语体系。当然，在此之前，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全国碳市场、化石燃料补贴政策同行评议、“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已为产业节能减排、淘汰化石燃料补贴与海外能源投资绿色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指引和信号，但在国内新发展理念、碳中和目标及国际趋势下，中国亟需在上述政策领域制定更加约束性目标与可执行的行动方案。

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威胁、气候危机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美国联邦政府的回归一定程度上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气候治理进程注入新的动能。结合中国碳中和目标及国际形势，中美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仍面临巨大差距，需要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与智慧，跳出零和博弈思维，坚持多边主义，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全经济部门加速转型步伐，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速退出化石燃料产业，探索构建低碳、绿色、包容的、具有韧性的经济复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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