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深中国与中亚地区对低碳、绿色转型路径的相互了解，北京时间12月21日下午，由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中亚学院）共同主办、“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支持的“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丝路国家高耗能产业绿色低碳合作”网络研讨会成功举办。上一篇我们概括了会议主要成果，并分享了开幕致辞与第一环节“中国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及国际合作经验”的发言精华。本篇将围绕第二环节有关中亚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机遇展开，包括三位嘉宾及总结致辞的精彩发言。会议由“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协调机构创绿研究院主任、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专家白韫雯主持。

第二环节：中亚地区高耗能行业的发展形势、挑战及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胡杏兰，亚洲开发银行中西亚局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CAREC）业务主管、首席区域经济专家

中亚区域合作机制（CAREC）的秘书处位于菲律宾马尼拉，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下设机构。CAREC机制成立于2001年，有11个成员国，包括五个中亚国家、两个高加索国家、两个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和蒙古，中国的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也是该机制的主要参与方。CAREC的发展伙伴包括亚投行、APEC国际发展基金和其他多边双边的发展伙伴，其目的是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共同繁荣。

CAREC的2030战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经济和金融稳定，贸易、旅游和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和经济的互联互通，农业和水资源及人类发展。其宗旨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黎协定》宗旨保持一致。在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CAREC主要协助成员国在宏观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开展政策对话，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在建设贸易、旅游和经济走廊方面，CAREC主要致力于支持成员国加入WTO，降低非关税壁垒，促进贸易便利化等。在基础设施和经济互联互通方面，CAREC致力于推动包括交通和能源行业在内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交通多式联运以及扩大清洁能源比例。在农业和水资源领域，CAREC致力于促进农产品贸易、农业产业链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及环境保护，同时支持水资源合理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及跨境水资源的合作和管理。在促进人类发展方面，CAREC在教育和卫生两方面开展区域内合作，在教育方面促进劳动市场信息的融合、促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作等，卫生领域的合作形式则主要为卫生合作研究和技术援助，帮助CAREC国家共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并制定长期卫生合作领域战略等。

CAREC的五大重点领域都有促进区域低碳、绿色发展的机遇。比如，在发展可持续旅游业方面，2020年12月7日举行的CAREC部长级会议批准了CAREC 2030发展战略，其中就包括促进安全、包容和可持续的旅游发展，通过协调行业标准、简化过境程序及改善基础设施等方式挖掘旅游业低碳和绿色发展的潜力。在能源方面，CAREC 2030的能源战略强调绿化区域能源体系，增强能源的可持续性，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等方面加强绿色合作。在数字议程方面，CAREC战略强调发展新兴数字企业，培育创新和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促进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复苏和发展。此外，CAREC正在研发区域基础设施融资机制，以填补地区基础设施面临的巨大融资缺口。

中国是CAREC重要的创始成员国，与CAREC合作紧密。在绿色发展领域，一方面CAREC可以向中国提供融资，支持中国政府继续发展绿色经济并开展区域合作。另一方面，CAREC国家可以受益于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发展经验，特别是近年来在低碳和环保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投资经验。中国也可以加强与其他CAREC国家的知识共享，包括进行绿色技术转让，帮助这些国家尽快实现高耗能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Sergey Tulinov，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UNESCAP）能源司经济事务主任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UNESCAP）是一个联合国区域促进组织，中亚是UNESCAP工作的重点区域之一。中亚地区大多数都是内陆国家，能源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保障中亚地区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第七个目标即是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包括增强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及提升能效等，这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发展需求十分吻合。

截至2018年，中亚国家的电力覆盖率达到了99.97%，但供电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经常出现用电高峰时期断电的情况。中亚国家拥有相对统一的电力市场，所以间歇断电问题在中亚国家较为普遍。中亚地区的现代可再生能源覆盖率约为14%，可再生能源比例尚待提高。中亚国家使用清洁烹饪方式的比例达到了88%，但对于部分地区、比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农村地区来说，清洁烹饪方式的使用率大约只有60%左右。中亚地区的平均能源强度高达8.1MJ每美元（2017），远高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平均水平。此外，中亚国家现存的可再生能源以水电为主，占比高达90%，这些国家需要更加多元的能源结构，这也意味着在中亚地区发展风电和太阳能的潜力较大。

中亚国家的能源消费还是以化石能源为主，建筑、交通和工业部门的能耗占比较高，特别是在居住建筑方面，由于许多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不能满足当代的建筑行业标准，能耗水平较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主要是由于传统化石能源在中亚地区的价格很低，也没有给予新能源足够的融资支持，导致私营部门选择可再生能源的动力不足。同时，政府的支持和监管力度也不足。倘若能在上述方面加以改进，则可创造相当大的减排潜力。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中亚地区的太阳能资源相当优越。目前，这些国家的能源结构还是以成本较为低廉的天然气为主，但如果采取更多激励措施，或可充分挖掘中亚天然的可再生能源禀赋。因此，中国通过支持这些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并与中亚地区分享能源低碳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支持当地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相关标准的制定，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提高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最后，不同于其他次区域，中亚地区间的互联性非常强。由于继承了前苏联的遗产，中亚地区拥有较为统一的能源系统，可以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更便利的条件。目前，在中亚建设统一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硬件条件已经初步具备，所缺乏的是资金支持和创新性市场化方式。这也是在中亚地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

翟永平，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部门总监、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高级顾问成员、世界经济论坛能源技术未来理事会成员

中亚地区是中国对外能源投资的重要去向。从2000年开始，中国对外能源投资的三分之一流向了中亚地区，而对包括煤炭在内的化石能源的投资同样也占三分之一左右，因此中亚地区的海外投资和化石能源的相关性较高。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制定并采取相应标准来引导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中亚地区对亚太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相当重要。比如，韩国很难通过开发本国的可再生能源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因此必须考虑和中国、中西亚乃至中亚国家合作，把这些区域的可再生电能输送往韩国。随着碳市场的全面运行，包括各国碳交易的逐步深入，将来全球有机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碳中和。中亚地区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亚洲开发银行的绿色能源投资战略符合亚行的2030发展战略，包括推进性别平等、气候变化、宜居城市、农村发展、治理、区域合作和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亚行会对所有的能源项目进行审核，判断项目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同时，亚开行要求到2030年75%的业务量都要与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有关，气候资金总量达到800亿美元。其中气候资金是用于直接对减排做出贡献、或者支撑先进的低碳环保技术发展的资金。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绿色性是国内的金融机构“走出去”过程中需要考虑并且形成清晰认识的问题。几年前，亚行与人大重阳研究院合作编辑了《“一带一路”绿色标尺》和《绿色成本核算》，为国内金融机构说明进行绿色评估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环境效益要与经济效益统一，只有实现了经济效益才能支持可持续发展。在进行绿色评估时，不仅需要定性评估，还要设法进行定量评估。已有的绿色评估机制可以随着国家发展水平和政策标准进行变化，可以形成动态的机制。

具体到绿色评估的方法，首先需要判定一个项目是否属于绿色项目，一旦判定项目具有绿色属性，就可以根据它的绿色收益和成本等指标建立起评估的等级。在判定绿色属性时，有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是投资目的和投资结果，投资是否能支持当地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是否能帮助所在国实现经济和环保的发展，并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法律法规，亚行投资的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国的法规，参与其中的国际机构要推行更高标准的法规，制定绿色准入、准出的标准。在进行项目的绿色评估时，需要定量评估项目产生的绿色效益，绿色效益可以决定项目在环境和财务投资方面的可持续性。项目绿色效益的量化指标包括额外的减排效益、额外的绿色收益、绿色成本和绿色投资回报率这几个方面。减排效益指绿色投资带来的相对于基准线所带来的污染物或是二氧化碳的减排量。绿色收益指绿色投资带来的绿色环境效益的货币化价值。绿色成本是相对于基准线成本而言，绿色投资的额外成本，用于评估绿色投资的总体收益率。而评级机制可以就量化的绿色收益做出绿色等级的划分。根据上述指标，中国可以在建立绿色评估机制方面起到引领的作用，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进行推广。

建立后的绿色评估机制不仅可以适用于能源项目，还可以覆盖对外投资中的更多方面，以发挥金融机构在绿色评估方面示范作用。而这一机制的建立除了技术支撑和指南之外，还需要建立第三方认证和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以这一机制为支撑，中国的“走出去”才能得到国际合作和互认，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碳中和。

问答环节

问题一：习主席提出的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目标大大提振了全球气候雄心。但就区域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来说，由于中亚地区的能源仍然以油气为主，距离碳中和还有比较大的排放差距。在中国与中亚的合作中，是否有可能帮助中亚国家直接跨越油气时代，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碳中和、更早实现碳中和目标？

刘鸿鹏：目前亚太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碳中和目标，并计划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中亚地区通过区域合作、比如通过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进行技术方面、资金方面和机制层面的合作，对区域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以及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合作框架，疫情后则需要进一步融合碳中和目标，进行绿色技术、绿色经济，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方面的合作，来促进中亚区域的绿色发展。

Sergey Tulinov：我认为在中亚区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还为时尚早，距离直接谈碳中和也有一定距离。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更加现实的考量是逐步增加水电的比例。一些国家可能制定了更有雄心的气候目标，中亚国家可以与这些国家合作，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支持。对于碳中和这个问题，有一些国家可能能够较早实现目标，另一些国家要晚一点，但最终可以做到的。

翟永平：我同意现在中亚地区不具备一步到位的条件，因为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没有完全跟上，比如交通领域95%以上都是靠油气来支撑的，直接跨越油气时代还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可以起到引领作用，比如推动技术发展降低电动汽车和电池的成本，使电动汽车可以与燃油汽车竞争，这时候碳达峰会更加顺理成章。中国就有条件引领类似技术的发展，中国在光伏方面的成就曾使光伏成本大幅下降，这对世界范围内使光伏成为主导能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技术的引领下，中亚地区乃至其他地区才有条件进入跨越式的发展过程。

总结致辞

唐丁丁，IFF学术委员会委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高级环境顾问、金砖新开发银行（NDB）高级环境顾问、亚洲开发银行（ADB）合规审查委员会原主席兼执行局局长、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基于本次会议各位专家的建言献策，我想在2021年4月国际金融论坛（IFF）春季年会期间举办的绿色金融国际圆桌会中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体系，包括建立绿色金融的评估、考核和审计的体系。第二，在2021年举办的第二次丝路国际联盟峰会上，包括在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负责人的倡导下，提议创建丝路国际联盟，并创建丝路国际联盟基金，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化的投资活动。此外，我提议提出“丝路碳中和伙伴计划”，呼吁更多金融机构加入这个伙伴计划，与碳中和目标和达峰目标相呼应。参照丝路国际联盟基金，在丝路碳中和伙伴计划下也可以建立碳中和基金，以推进丝路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这项基金可以用于支持中亚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助推当地实现能源转型和绿色转型。欢迎参会的各位伙伴与国际金融论坛一起起草倡议，共同加入，共同推动，共同部署，帮助这一机制成为区域性碳中和伙伴计划的开端。

梁子谦，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CI）第一副院长、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高级顾问 本次会议非常有建设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非常同意唐丁丁的提议，会后我们可以就上述提议细谈。2021年我们可以继续联合开展网络研讨会，促进区域交流对话。除此之外，中亚学院也可以和国际金融论坛一起设计包括成立基金在内的具体的合作形式。中亚学院有信心通过合作，为中亚地区创造更多有成效的成果。

相关链接

中国与丝路国家高耗能产业绿色低碳合作网络研讨会（上）

感谢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对本次活动的支持。

导语 Introduction

创绿2012年开始做南极海洋保护工作的时候，有朋友笑我们在“仰望星空”。我们有时候也自嘲说这是世界上第二遥远的环境问题（最遥远的环境问题应该是太空垃圾）。但事实上，近十年来，《快乐的大脚》的故事正在现实中发生：从政府到民众，从学术界到企业界，南极海洋的保护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当我们回顾这一年来《蓝色脉搏》对于这一讨论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南极海洋保护与气候变化、全球海洋治理等议题的交叉领域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这些研究和讨论也被吸收进了对于具体政策和措施的探索中。尽管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年会移师线上，议程大大缩短，而且讨论的时间被渔业履约的问题占据了很多，海洋保护区的提案继续搁置，但是这期特刊中所汇集的内容说明思考、讨论和探索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滞，我们依然有理由保持乐观。

治理 Governance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2020年度年会（线上会议）闭幕，多项重要议题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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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与产业界合作，保护南极海洋的项目有了重大进展。南极半岛北部希望湾周围4500平方公里的海域将全年禁捕。此举得到了负责任磷虾捕捞协会（ARK）和绿色和平、皮尤慈善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和Oceanites等非政府组织联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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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no Aguas：“在南极洲变暖背景下，作为‘南极俱乐部’的创始成员和活跃成员之一，阿根廷得益于其外交技巧和科学资源，在服务南极洲人类利益方面占据了独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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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洋食物网结构的政策相关性：食物网变化对渔业、养护和碳汇的可能影响
南大洋食物网结构及其变化与政策制定有重要关联：胶状浮游动物的增长可能助长碳汇和渔业；变化的浮游植物构成将可能对磷虾有负面影响；不受控制的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IUU）渔业会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并可能减少碳汇；生态系统的管理需要提升针对能量通路的建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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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南极条约体系是否可以与联合国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新文书共存？
联合国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UN ILBI）将与关于海洋保护区的南极条约体系（ATS）相互协同。UN ILBI进一步补充和支持了南大洋的海洋保护。根据ATS指定海洋保护区的现状，其治理系统日益分散。南极条约协商国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成员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步骤，协调整个ATS的海洋保护举措。ATS与ILBI进程的衔接对于确保未来的互动是机会，而不是冲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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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Narissa Bax等：“保护南极‘蓝碳’，预防性养护和全球合作治理必不可少。南极‘蓝碳’是世界上最大的不断增加且具有高储存潜力的自然碳储存形式。随着南极洲周围冰层流失的形式越来越一致，海底的碳捕获-储存-再吸收的模式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单位面积的碳捕获量在增加，可用于‘蓝碳’的面积也在增加。从经济角度看，南极蓝碳在大陆架周围底栖生物中的固碳价值估计在6.5亿至17.6亿英镑（约合22.7亿美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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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磷虾持续脱壳推动南大洋碳输出
南极磷虾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会不断脱壳。本研究根据在南大洋采集的沉积物样品中的南极磷虾粪便颗粒（FP）及蜕下的虾壳来确定磷虾季节对高颗粒有机碳（POC）通量的贡献。研究发现磷虾脱壳产生的虾壳通量与粪便相似，加起来占年POC通量的87%。由于磷虾的脱壳周期取决于温度，研究结果突出了POC通量对区域环境快速变化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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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南大洋沿海和海冰区初级生产和相关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
初级生产和相关营养物质的季节性周期与海冰和海面温度的季节性变化密切相关。随着海冰的退缩，使整个海面的能量和气体交换得以进行，浮游植物开始生长，在约40米的浅海深度内消耗积累的营养物质，物理、生物和化学变量的季节性演变表现出空间和时间上的一致性。气候变化改变了季节周期的时间和幅度。虽然初级生产普遍增加，二氧化碳吸收量增加，但一些地区的生产量减少（如印度洋东部的普里兹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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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诱导的南极磷虾孵化失败和幼体畸形
研究表明，南极磷虾孵化成功率在3.0℃以上明显下降。现场实验还表明，在温度升高时，畸形胚胎的比例大约增加了一倍，在5.0℃时达到50%。然而，在3.0℃或更低的温度下，温度并不是驱动胚胎孵化成功率大幅变化的主要因素。我们观察到的健康幼体的孵化成功率变化很大，而且往往很低，这说明雌性磷虾的繁殖潜力指标与随后生产的有活力的磷虾幼体关系不大，可能有助于解释产卵种群分布和幼体分布之间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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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半岛食蟹海豹觅食栖息地的预测变化
食蟹海豹几乎只以南极磷虾为食，该特点导致其栖息地使用与磷虾的分布紧密相连，因此食蟹海豹的觅食栖息地可以用来推断南极磷虾的分布。据推断，随着环流、水温和海冰分布的变化，未来食蟹海豹觅食栖息地及磷虾的分布将向近海水域和西南极半岛（WAP）南部扩展。沿海水域磷虾密度下降并对陆地/冰基磷虾捕食者群落产生影响，特别是在WAP的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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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磷虾生长潜力的环极预测
南极磷虾是南大洋食物网的关键物种，但海洋温度和初级生产力的变化如何影响它们的栖息地质量仍不清楚。研究通过将磷虾生长模型与IPCC地球系统模型加权子集的预测相结合，提供了对磷虾生长栖息地对气候变化的稳定性的环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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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的南极磷虾的环极分布和等值线图：印度洋-太平洋生境保护区抵御大西洋区域的长期退化
在环绕着南极洲大陆的几片海域和区域中，气候变暖失去海冰的大西洋-贝林斯豪森区的磷虾密度下降；罗斯-太平洋区的磷虾密度可能增加了，该区的气候趋势与此相反；而较稳定的拉扎列夫-印度区的磷虾密度没有显著变化。研究认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成为了环极磷虾种群的避难所，然而大西洋地区的磷虾生存条件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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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管理 Fishery Management

Bettina Meyer等：“基于生态系统的高效南极磷虾管理应解决磷虾种群维护、行为分析和生态适应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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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idwen Fraser等：“不同于其他海洋，南大洋的生态富饶程度对全球气候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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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洋渔业管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是否正在回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气候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南大洋产生影响，因此现有南大洋法律体系的回应至关重要。文章认为，尽管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在应用预警性方法和生态系统方法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并非无可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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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磷虾渔业在不利气候条件下对企鹅种群的影响：对渔业管理实践的影响
南极半岛西部的快速气候变化正在降低其磷虾密度，近几十年来捕鱼活动的增加，可能对企鹅种群产生了协同效应。研究通过将捕鱼活动和南极洲气候变化指标（Southern Annular Mode）的数据与企鹅种群数据进行交叉分析，检验了这一假设。非繁殖期渔获量的增加可能会对帽带企鹅和巴布亚企鹅种群造成影响。渔获量和气候变化共同提高了种群负增长的概率：在冬季温暖和海冰较少的年份，渔获量非常高（与负的南环模式值有关）意味着下一年种群数量减少。目前南大洋的磷虾捕捞管理考虑的是一个武断且固定的、没有反映出气候变化影响下磷虾种群的变化的渔获量限制，因此在环境条件不利时会影响企鹅的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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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在变化中的南极海域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的反馈式和空间管理的方法

在南大洋，解决以磷虾为生的捕食者和磷虾渔业之间权衡的两种选择包括 “反馈管理”（FBM）战略和海洋保护区（MPA）。研究比较了气候变化下南极半岛和斯科舍海拟议的海洋保护区中两种可能的FBM选择。反馈方案之一基于南极磷虾的密度，预测磷虾捕食者的一些种群的丰度会略有增加；而第二个FBM方案基于企鹅丰度的变化，结果比较复杂，一些地区预测捕食者的数量会下降。与两种反馈策略相比，MPA导致一些（但不是全部）掠食者种群的增长更大。结论是，这些不同的结果与选择将捕鱼和捕食者觅食分开的方式有关，要么通过不断转移捕鱼的空间分布，使其远离潜在的脆弱种群（FBM），要么通过永久关闭捕鱼区域（MPA）。对于磷虾渔业，研究表明，使用FBM方法可以维持总渔获量；使用MPA使总渔获量略微增加，但渔业将被迫调整捕鱼地点，甚至在磷虾密度相对较低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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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 Marine Protected Areas

Rachel I. Leihy等：“人类对南极大陆的影响是广泛的，但其野生生境范围没有量化，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未知。研究表明，该大陆99.6%的面积仍可视为野生生境，但这一区域捕捉到的生物多样性特征很少。不受人类干扰的原始地区，覆盖的面积要小得多（不到南极洲的32%），并且随着人类活动的升级而不断减少。迫切需要扩大南极洲的特别保护区网络，既能扭转这一趋势，又能保证南极洲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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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yn J. Hogg等：“我们应该趁早保护南极半岛。禁止在变暖的沿海水域捕鱼，限制旅游业和陆地上的建筑，此举将有助于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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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大洋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保护区网络的进展
各国政府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在南大洋成功地通过了多个海洋保护区，南大洋约有11.98%受到海洋保护区的保护，其中4.61%被禁渔区所包围。但目前的南极海洋保护区并不代表整个海底和中上层生态区域。如果目前正在谈判中的其他保护区获得通过并得到落实，面积上将包括几乎22%的南大洋，并且通过将以17个海底和远洋生态区域纳入提高至少10%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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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寻求在南大洋国际水域内建立海洋空间保护
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在国际海域建立的第一个海洋保护区。它为设立更多海洋保护区建立了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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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功而规划：利用两种生态系统模式支持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发展
研究表明，EWE和KPFM2两种生态系统模型的联合使用阐明了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潜在利益；有效的南极海洋保护区应包括磷虾聚集和捕食者觅食；在科学和决策者之间建立联系，为决策提供支持；联合使用现有的模型是很有价值的，可以及时用科学建议支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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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南极海》系列线上广播
第一集：中国的海洋保护意识 https://bit.ly/3ecWcXV
第二集：中国的南极海保护记 https://bit.ly/2HzLAql
第三集：“潜”心发力——运动外交能改变南极海吗？ https://apple.co/35HvqDk

音频/Audio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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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既是一种系统性的经济风险，也对全球减贫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具有开发性质的金融机构首当其冲，通过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政策和体系，审查其投资组合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并投资于有积极影响的项目。我们在2020年的回顾与展望文章里总结，创新的生物多样性投资模式将是全球生多保护的聚焦点。

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的一份报告将生态保护投融资进行了分类，如下图所示，开发性金融不仅是公共资金重要的一部分，也起到动员政府、商业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尤其在开发性金融或公益型资本与一般商业资金相结合的混合融资模式中。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业务以贷款为主，其投资模式对于以信贷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有一定参考价值。本篇介绍开发性金融机构投资生物多样性的三种模式。

对生态系统和濒危物种的直接投资

这类项目修复和管理重要的生态系统或濒危物种的栖息地，这包括保护区、重要湿地、红树林、生态走廊等等。传统来说，政府是实施生态系统修复和管理的主要主体，因此，此类项目普遍与政府合作，通过规划生态系统和物种的管理、制作相关工具和数据库、提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人员配备，而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或修复的效果。

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和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und, GEF）为中国江苏省政府提供2868万美元的贷款，开展中国江苏盐城滨海湿地保护项目。江苏拥有亚洲最大的滨海湿地之一，是许多候鸟和动物的家园。近年来，湿地迅速退化，江苏省政府对湿地修复和保护也加大了重视。该项目通过景观调整、生境营造和植被再造等工程，修复已退化的湿地，同时，修建巡逻道路和完善基础设备、提升废弃物管理设施、强化动物实时监控系统、建立公众教育中心等，以改善对于大丰麋鹿和白鹭等野生动物的保护。

投资生物多样性友好的商业模式和基础设施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每年所需的资金体量巨大，政府投入之外，市场的投入和参与也至关重要。​因此，开发性金融机构意识到生态保护投融资应涉及政府之外的主体，这些机构越来越重视此类贷款的商业参与，规划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管理，提升价值链的生物多样性友好程度，修建监测设备、道路等基础设施，制定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管理方案，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产业投融资中，尤其是那些涉及生态系统或生物资源的产业，如农业、林业、渔业等等。参与项目的金融中介和企业，通过将收益投资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或可持续的商业运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2019年，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为墨西哥提供3000万美元的贷款，资助可持续生产体系与生物多样性项目。墨西哥是世界五大生物多样性超大国之一，有着全球12%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培训当地农业、林业等产业的生产商，提升他们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同时，项目帮助这些生产商建立了42个商业联盟，并为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商品制定了认证标准和标签，帮助这些生产商认证他们的咖啡、可可、木材等产品，并进行联合的市场营销和推广，探索新的销售渠道。通过这些方案，项目为企业和商户创建了生多友好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又确保了其经济效益，惠及当地商业发展。

基于社区的生物多样性投资

生物多样性问题离不开周围的社会状况，对于较为贫困的地区来说，“发展”或“环境”可能看似是二选一的关系。然而，开发性金融机构发现，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可持续农业、可持续林业、可持续水资源利用等产业，为社区提供既具有经济效益又可持续的生计，替代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的经济活动（如采矿、单一作物种植的农业等），能够鼓励社区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比如采用生物多样性友好种植方法，同时，解决生计和贫困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于2010年启动的中国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该项目的定位是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和参与性生多管理（participatory biodiversity management）。秦岭山区的1570多万人口中，有超过60%以种植业和农业为生计，然而，随着土地使用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些产业也对当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的压力。项目通过建设新的生态旅游产业，为当地社区提供生态影响较小的替代型生计。项目建设公路等社区基础设施、家庭生态旅游的设施（如太阳能灯架、供水设备和生态厕所），带动当地生态旅游业，促进当地水果和其他商品的销售等小型创收业务，鼓励周边居民和商户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中。

这三种投资模式的有机结合，能够更有效的动员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参与，形成生态系统、商业和社区的良性循环。下图简单呈现了这些投资对于生态系统和物种保护的作用。

本篇介绍了开发性金融投资生物多样性的三种模式。下篇我们将深度介绍开发性金融投资生物多样性的各个领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关于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PFB）

为了鼓励金融行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参与多方合作，创绿开展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PFB）”项目，旨在倡导金融业通过创新的金融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责任。作为PFIB项目的一部分，创绿将与合作伙伴们一同，在10月至11月举办金融机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线系列培训，与此同时，我们将持续地关注和解析国际会议进程。欢迎各界伙伴的加入！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创绿的公众号“星球公社”和官网（www.ghub.org）。

2015年，各国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到2030年消除贫困、消除不平等并构建更可持续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一系列环境、社会和经济议题，其中第5项目标为“促进妇女赋权，实现性别平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估算，全球范围内，女性需要257年才能达到与男性同等的经济参与水平。联合国最新报告《2020世界妇女：趋势和数据》指出，全球就业适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不足50%，而这一数据在过去25年内几乎没有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5，接下来十年的时限显得十分紧迫。更为严峻的是，以上两组数据仅反映了经济参与上的差距，是全球性别不平等和妇女发展挑战的冰山一角。从教育、文化，到安全和健康，皆是妇女发展的重要议题（点击阅读：气候变化也与妇女发展有关？妇女的气候脆弱性和力量）。

开发性金融机构（Development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DFIs）以消除贫困、实现全球或区域发展为愿景，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资金来源通常为一个或多个国家政府的财政资金，通过赠款、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发展和减贫项目，其投资行为的发展目的优先于盈利目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或区域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构建有着不小的影响，在推动金融行业制定透明度高、社会效益好的行业规范上，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标杆作用。本文回顾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问题上走过的路和碰过的壁，探讨可持续发展融资与性别的关联以及性别友好的投融资理念。

从主张中性（gender neutral）
到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开发性金融机构随着时代发展议题的变化而演进，并非一开始就关注社会性别（gender）议题，其社会性别主流化之路不乏曲折和错误。开发性金融体系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战后复苏经济，西方国家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莱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推动国际经济和贸易自由化，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两大布莱顿森林机构，分别起到维持货币稳定和提供战后修复贷款的作用。随着全球发展问题的兴起，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成立，世界银行也将其资助对象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些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部分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构成了全球开发性金融体系的主体。

20世纪80至90年代，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投融资活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颇受争议。这一时期，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大力推行结构调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lans, SAPs）这一发展融资策略。结构调整方案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作为主要发展目标，主要手段包括减少受援国宏观调控和对贸易的管控、紧缩财政、推动产业私有化，多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推行。

结构调整方案推行后的十来年，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虽然以经济发展和减贫为目标，但其贷款活动在实际落实中，对这些接受贷款的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贫困人群、弱势群体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结构调整方案强调政府减少对公共领域的干预，将各种公共服务市场化，然而，医疗、教育等重要的公共服务随着公共支出的减少而出现价格上升，致使较为贫困的人群生活更为困难。同时，当缺乏充足的可负担的公共服务，不少任务落到了个人和家庭身上，这加重了妇女照料家人、养育后代、家务劳动等无偿劳动的负担。在一些地区，因为医疗资源的不足，孕产妇死亡率直线上升。[i]

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和地区，结构调整方案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传统上，女性通常会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以及一系列相关活动，然而女性多被视为辅助劳动力，负责用于自给的农作物，而男性更多地负责商业农作物。结构调整方案所推动的农业工业化沿用这一观念，将男性视为核心农业生产单位，忽视女性的参与，导致当时的女性无法获得商业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资本和生产资源，进而导致女性农户贫困率以更高的比例上升。

在以工业为主或者处于工业转型中的国家和地区，结构调整方案推动集中的出口产品生产。制造业大批量地雇佣了年轻女性，虽然提升了女性就业率，但这些工作通常不稳定、工作环境差、缺乏劳工保护、缺乏技能培训以及上升空间。国际劳工组织1993年的报告指出，虽然结构调整方案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率有一定水平的上升，但这些行业和雇佣模式反而加深了女性劳工的脆弱性，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经济萧条、亚洲金融危机等冲击下，这种脆弱性尤其凸显。[ii]

在推行结构调整方案过程中，开发性金融机构认为其政策在性别议题上是中性的（gender neutral），即发展融资政策不特别针对男性也不针对女性。然而，不断有部分联合国机构、来自各个国家的女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尤其是处于贫困中的妇女，不仅很难从结构性调整方案中获益，还别无选择地“承受”了结构性调整方案的不良后果。在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之下，采用中性的发展策略在实际实施中往往仍会带来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国际发展领域对于发展的内涵的理解也发生变化。1985年，于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首次将妇女与环境议题提上议程。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制定和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了对全球妇女发展的意愿和共识，并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和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这一策略纳入了发展领域的核心话语。在此背景下，在各国妇女组织、社会组织的推动下，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始逐渐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其发展观和投融资策略之中。

如何识别并管理社会性别风险？

社会性别（gender）风险可能存在于项目的方方面面，如性骚扰、性侵害等暴力、对妇女财产、土地所有权和生计的伤害、对妇女劳工权益和平等就业权的伤害、知情与参与上的性别不均等等。例如，当项目将家庭中的男性默认为土地所有者和补偿对象时，一方面可能导致女性得不到补偿，另一方面可能进一步加剧女性土地所有权得不到承认的问题。

基于结构性调整方案的经验与教训，开发性金融机构认识到预防与减缓投融资活动中社会性别相关的风险是必要的。为此，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率先将社会性别的因素纳入了保障框架（safeguards）等政策和机制中。保障框架是开发性金融机构识别和管理项目潜在风险的主要工具，通常会列举出项目融资中应当注意的社会性别风险，要求项目团队分析和识别该项目是否会对妇女和性别平等带来负面影响，并根据相应政策的指导，制定管理这些风险的策略。

当然，除了具备社会性别视角的保障框架，有效的执行也至关重要，否则也将产生负面影响。以世界银行（下称“世行”）2009年在乌干达的公路项目为例，2009年，世行投资1900万美元，支持东非国家乌干达建设长达66.2千米的公路，连接Kamwenge和Kabarole两个地区及沿线的偏远地区。按照世行的政策要求，项目前期设计有一定社会性别敏感性，主要体现在对工地周围商圈的规划，支持妇女参与当地的商业活动。

项目于2013年开工后，外地工人的涌入给附近村落带来了新的商机，包括当地妇女，她们开始在工地附近经营食品摊贩一类的小生意。因为当地以及工地附近缺乏安保措施，早出晚归的女性食品摊贩，尤其是未成年的女孩，更容易遭到性侵害。一则调研发现，2014年9月至12月，仅在当地一所初中就有9名女孩因怀孕而辍学。这些受影响的女孩都住在工地附近的村落里，并帮助她们的母亲照看生意。[iii]

此外，当地未成年女孩参与商业性性工作的现象增加。由于大部分修路工人来自外地，导致项目期间当地商业性性服务需求上升，当地性工作者也随之提高其收费标准。一些中介人便开始招募未成年女孩以提供更低价的性服务，甚至有未成年女孩受到了来自家人的压力，被迫参与商业性性行为，挣取额外的收入来支持她们的家庭。

在上述性侵害风波出现之后，当地社区首先联系了当地政府，却发现政府官员常常在反复的邮件和会议中踢皮球。当时，社区还不知道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世界银行所设立的申诉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世行的申诉问责机制是一整套收集和评估项目所在地社区或人群关于环境、社会负面影响和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申诉机制，并有权在世行内部对项目进行处理。根据世行信息披露原则，项目开始前应充分咨询与知会当地社区，包括社区可以通过何种渠道对项目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申诉。

当地社区通过民间组织了解到世行的申诉机制，于2014年底向世行提交了投诉，然而，直到2015年10月，世行的独立监察组（Inspection Panel）才公开回应了社区提交的投诉，并将项目的负面影响反映到决策层。在独立监察组的建议下，世行于12月最终决定撤回所有资金，终止对该项目的资助。项目结束后，世行也反思到，“银行管理层没有为最初的投诉配备经验丰富的项目外人员，所配备人员也缺乏回应社区投诉的能力。由于这一失败，世界银行于2015年5月派遣另一个团队进行调查后，才确认儿童性侵害的指控，迟于社区投诉提交时间5个月之久。”

这个公路的项目对于世行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历。从此案例可以看出，即便是以男性工人为主体的基础设施项目，也与性别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世行有相对成熟的风险管理体系，该项目也有一定社会性别相关的考虑，然而因忽视了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的风险，未能及时监测项目执行中出现的负面影响，且缺乏有效的申诉问责机制，对当地妇女和女童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该项目结束后，世行发表了《乌干达公路项目经验教训和行动方案》，识别出世行的失误以及弥补方案。世行设立了专门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工作组，开发针对项目基于性别的暴力风险评估工具，在2018年出台的新版《环境社会框架（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 ESF）》中，加强了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的体现并出版了相关的内部导则。今年，世行宣布“承包商资格取消机制”，成为首家因承包商不能履行基于性别的暴力相关义务而取消合约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

小结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发展的理解的不断深入，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支持各国减贫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其投融资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性别风险，并采纳性别主流化措施，管理其投融资活动的社会性别风险。我们将持续关注并讨论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类型的投资者如何将社会性别的视角纳入到投融资决策与实施中，开展包容的、可持续投融资活动，以积极推动社会性别结构和性别秩序的改变、消除性别不平等。

参考文献

[i] Sadasivam,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Women: A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Agenda’,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19, No.3 (1997)
[ii] Baden, ‘The Impact of Recess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Women’s Work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Equality for Women in Employment: An Interdepartmental Project IDP Women/WP-19. ILO: Geneva (1993)
[iii] Bank Information Center & Joy for Children Uganda, “The Impact of the World Bank Funded Kamwenge–Kabarole Road Construction Project on Children”（2015）

北京时间12月21日下午，由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中亚学院，CI）联合主办、“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支持的“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丝路国家高耗能产业绿色低碳合作”网络研讨会成功举办。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国际金融机构、政府间组织以及智库的近10位专家，对如何推动中国优质的绿色低碳产业“走出去”、助推中亚地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及讨论。本次会议由创绿研究院主任、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专家白韫雯主持。

中亚地区人口众多，但气候脆弱性较强，同时容易受到其他突发性全球危机的冲击。中亚地区过去20年经济增长迅速，但对高耗能产业和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较高，对绿色低碳技术投入较低，部分中亚国家面临被锁定在高排放发展路径上的风险。中国作为中亚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中国和中亚地区开展绿色低碳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区域绿色复苏、增强当地的气候治理水平，还可以进一步助力中国优秀产能“走出去”、为当地高耗能产业的清洁转型提供经验与借鉴。为加深中国与中亚地区对低碳、绿色转型路径的相互了解，中亚学院和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旨在通过研究与对话，推动中国优质的绿色低碳产业“走出去”，助推中亚地区高耗能产业实现绿色转型，并支持和完善中亚地区的气候治理体系，提高当地应对气候风险的韧性。

基于此背景，会议以对话和沟通的形式为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建议。会议共三小时，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关注中国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的经验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第二环节围绕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区域间互联机制、中亚地区低碳绿色转型潜力以及绿色金融体系和标准的完善等议题展开。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新形势下丝路国家开展低碳发展合作正当其时。首先，基于本次研讨会，明年继续联合举办网络研讨会，建立定期交流对话平台。其次，共同推动丝路地区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其次，以碳中和议题为纽带，共建丝路碳中和合作伙伴关系，包括探索由中亚学院、IFF丝路国际联盟基金以及亚开行和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联合创立面向丝路国家的碳中和专项基金。

以下是第一个环节与会嘉宾发言精华摘录，与诸君分享。

梁子谦，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CI）第一副院长、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高级顾问

能源是中亚地区实现全面、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联合国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就包含发展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中亚地区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实现跨境能源使用、最大程度上保证能源安全、支持能源市场从由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主导。未来西亚地区需要提高能源效率，丰富能源结构，保证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比例不断提高。

未来十年是中亚地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愿景、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能源结构方面，需要逐渐以清洁能源替代高排放的能源；在机制方面，要加强能源结构转型的能力建设，制定全面的能源政策；在资金方面，虽然中亚地区已有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双边机构的帮助，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缺口，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合作，吸引更多资本参与。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中亚学院）于2006年成立，是一个致力于通过知识共享推动中亚和丝路国家经济合作的政府间组织，共有11个成员国。中亚学院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都建立有网络，同时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丝路国际联盟峰会、博鳌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和达沃斯论坛等一系列高级别论坛。能源将是中亚学院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IFF与中亚学院的合作也会成为推动中亚地区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起点。

唐丁丁，IFF学术委员会委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高级环境顾问、金砖新开发银行（NDB）高级环境顾问、亚洲开发银行（ADB）合规审查委员会原主席兼执行局局长、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对中国来说，中亚地区从战略角度、外交角度、反恐角度来说都享有重要的区位作用，在经济发展方面，中亚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来源之一。因此，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低碳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既可以服务于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中亚学院能够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知识分享型的智库或平台，中亚学院的讨论议题最终应落脚在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上，以及现在的“碳中和”及“碳达峰”目标。

现在是中亚国家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中亚国家的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其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未来中亚国家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可以考虑在能源领域实现联合达标，比如，中国可以在蒙古建立可再生能源设施，并把绿电引入中国；在湄公河区域，则可利用当地丰富的水力资源，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利用和开发……可以考虑把合作转化为次区域的合作，以共同实现区域内的气候目标。

后疫情时代，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方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而该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疫后的经济复苏能否实现环保绿色，防止资金流入原先粗放型、污染型、或是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IFF与中亚学院也希望就金融机构如何在中亚地区更好服务于“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境外投资项目、使这些项目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和气候目标展开系列研讨，推动中亚地区的能源转型。

李俊峰，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高级顾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扎耶德未来能源奖”获得者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比较复杂，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化成套装备和技术，逐渐提升了工业化水平。90年代，国际社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二十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同时，世界银行以及多项国际援助基金给予支持，中国开始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对落后产能进行改造。1997年，中国首次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节能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节能技术改造。2006年，中国提出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和单位GDP能源消耗的控制的能源双控目标，并提出到2010年，能源强度比2005年下降20%。这一目标虽然没有完成，但在五年间使中国的能源消费从“十五”的每年增加近12亿吨标准煤下降到9.7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增量在随后的“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都有所下降，所以能源双控制度是推动中国高耗能产业转型、以及整个工业体系能效提升的重要抓手。

习总书记把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作为2021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并且把调整能源结构、经济发展结构以及地区分步达峰、煤炭消费逐步达峰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要求纳入整体发展规划中，所以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不仅说的很多，做的也很多，中国已经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展露了充分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发展高能耗产业、提高能源效率的过程也离不开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而随着中国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也应履行更多国际义务，帮助“一带一路”地区和其他区域实现绿色、低碳的发展转型。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竞争的意图，中国都秉持着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因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希望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消除该地区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碳中和目标是全球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中国愿意展开国际合作，与全球一道推进目标的实现。但是，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更有难度，所以需要吸取它们的发展经验。同时，中国也会把转型的成功经验和其他国家进行分享，实际上中国每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光伏电站发电站超过7000多万千瓦。

在中亚这一可再生能源非常丰富的地区，中国可以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一道开发可再生能源，使高耗能产业用上清洁能源电力，尽量避免高碳高能耗发展的弯路。对于比较难替代的高能耗工业，中国可以支持中亚地区发展氢能或者氢冶金工业，用当地更丰富、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支撑重工业体系。中亚地区还应加强以发展可再生能源为抓手的国际合作，包括建设“碳中和”伙伴计划，把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技术、资金和机制汇总起来，共同推进绿色“一带一路”以及沿线地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陈臻，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并首席合伙人、IFF全球绿色增长中心特聘高级法律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特邀理事、中国能源法研究会副会长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对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有效的防范和风险控制是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环节之一。哈萨克斯坦的风光资源较为丰富，法律体系也比较完善，投资风险相对较为可控，哈萨克斯坦的风电和光伏项目也能为中亚其他地区同类型项目开发提供参考。

中国电建集团是各大央企中“走出去”的排头兵之一，其在哈萨克斯坦建设的典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包括哈萨克斯坦札纳塔斯风电项目、列克一期风电项目以及Zhangiz 30MWp光伏电站项目等。从这些项目开发经验得知，哈萨克斯坦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较完善，该国环境部拥有较为完整的管理职能，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环节也比较完善。哈萨克斯坦的能源项目环境监管体系主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估、排污许可证、合规监管以及环境审计等。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相关可再生能源项目把环境责任作为EPC总包合同的主要条款之一，并且采用的是世界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使用的环境标准和规则。亚投行和中资银行也可考虑在再融资领域进一步发挥影响力。

从欧盟与中亚国家在环保领域的合作中，中国可以借鉴如下经验：第一，明确环保合作资助的范围，使资金做到有的放矢。第二，运用有效的多边机制，在合作中促进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配合，在开展项目的同时促进地区环保对话培训、提高当地公民参与度等。在这个方面，中国有一些优秀的经验可以输出，因此，有相应的四条建议：首先，中国有发展沙漠光伏的成功经验，可以考虑把这种技术输出到中亚国家，使中亚国家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还可以带来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环境的综合效益。其次，应完善“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体系，把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和绿色贷款等金融工具与中亚国家的项目配套，开展项目的绿色评估制度。中资企业也应加强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响应，并加强环境的尽职调查、环境管理、信息披露机制以及投诉机制体系的完善。第三，在开展项目时加强与多边机构的环保教育合作。最后，面对以美国为主导国际影响评价协会对“一带一路”高耗能项目的评估，中国的大型企业需要有所警惕。

骆天华，中国能建广东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资深投资顾问、IFF绿色增长中心特聘高级能源专家

中亚地区是能源密集地区，中国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也是能源密集地区，拥有很多新的创新实践，因此这些优秀实践可以给中亚地区潜在的合作项目带来启示。

在亚行的概念中，中亚地区包括10个国家，除了中亚五国之外，还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亚地区虽然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面临基础设施较为落后，高耗能行业、特别是能源行业的能耗比较高等问题，迫切需要更多资金加快这方面的改造。一些“走出去”的企业把资金投向了煤电等传统能源行业，这些项目可能给的环境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且短期内这样的影响很难消除。在全球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绿色高效智能城市趋势的影响下，中亚地区可以吸取更加智能、绿色的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争取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中国电力行业的智能化应用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应用场景。首先，以广东崇化的一体化能源解决方案为例，该项目通过综合的整体化方案，将光伏发电、风能发电以及储能设备同时布置，配合三联供的发电机组，以满足企业不同类型的能源需求。通过对电、煤、气、热的综合治理及共同应用，可以使一次能源消耗降低50%左右。第二个应用场景是在输电网系统中运用智能管理系统，比如可以让专家通过设备显示的图像信息进行线上诊断并指导调整，保障电网的可靠运行。这样的技术同样可以运用在智能变电站的应用中，比如可以利用无人机进行输电线路巡检、建立变电站3D模型等。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同样也有电力的智能应用场景，包括智能电杆、电动汽车充电装置、超导电缆的安装以及E-Block数据中心等。这些优秀实践只能代表电力智能化应用的一小部分，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在新能源、储能技术以及远距离输电技术方面还有大量实践，可以为更多中国企业以及“走出去”提供借鉴。

问答环节

问题一：在“一带一路”沿线未来碳中和的合作中，是否有和中国对外援助合作的机会，具体有哪些合作的可能性？

李俊峰：开展“一带一路”绿色援助合作需要建立一个沟通机制，将国际NGO以及亚洲学院这样的政府间机构囊括在内。中国国际发展署成立不到三年，还需要向国外的国际发展援助吸取很多经验。过去中国的对外援助受到外界不透明、不绿色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符合国际惯例。在碳中和这个大目标下，中国可以与国际社会共同建立标准，帮助中国政府更好的开展绿色合作计划，共同促进受援助国家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问题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是中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在地国家还是国际通行的法规和标准？一般来说，律所如何协助企业进行环境社会风险管理？

陈臻：从法律和律师的角度来看，项目所在国的法律是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项目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底线。就环境问题来说，中国的环境标准在近三四十年不断提高，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如果还按照东道国的原则守环境底线肯定是不够的。金融机构可以在其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把环境准则、投资、融资的条件作为项目合同双方必须遵守的约定，并落实到项目投资和工程承包合同之中。为避免这些政策加大中国企业的投资成本，还需要当地国家把环境成本内化，并出台一系列配套制度，让中国企业的优质产能在带路“走出去”的过程中，既保护当地的环境，也有合理的回报收益。

问题三：“碳中和”目标提出后，许多专家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碳市场，为企业把减排额度进行市场交易创造可能性。如何能够通过市场的方式交易，让企业认为其产生的减排额度能够得到国内的政策支持、或是绿色金融方面的支持。在“碳中和”背景下，全球碳市场包括资源碳市场应该如何与这个目标结合，企业的境外投资额度怎么算？

骆天华：碳市场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需要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交易平台，我们也应该学习碳市场做的比较成功的欧美国家的经验。目前，中亚国家碳市场的建设还在摸索当中，但同时中亚国家还要解决在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绿色发展的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和政府层面进一步完善碳市场机制。中方可以把优秀的经验分享给它们，帮助中亚国家加强碳市场的人力资源和能力建设。

李俊峰：碳市场首先要有全球碳市场设计，比如说《京都议定书》构建的全球碳市场机制包括三种减排方式：发达国家内部的减排、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减排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解振华主任呼吁通过全球碳定价来解决全球碳市场问题，但现在对《巴黎协定》第六条建立全球市场机制的讨论还没有解决，包括热空气问题和金融危机后一批国家情节发展机制的履约问题等，希望明年COP26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并把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纳入这一机制。

中国现在采用的机制是自愿减排机制，当时建立这种机制的目的是消纳几亿吨搁浅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通过市场机制抵消一些企业的减排配额。但是当时各地方对这一配额做出了相应的限制，比如比例不超过20%或15%等。这一机制给企业创造了通过核准的减排量，获得证书以及交易机会的尝试。2017年之后，中国的自愿减排工作暂时暂停。现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逐步恢复自愿减排交易。我想，随着中国碳市场的推进，自愿减排市场也会重新活跃，给这一部分减排量创造更多出路。

相关链接：

中国与丝路国家高耗能产业绿色低碳合作网络研讨会（下）

感谢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对本次活动的支持。

导语 Introduction

关键点一

进入新年正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好时机。本期“观点”板块收录的“2020年十大海洋报道汇总”将2020年的海洋大事件和关键讨论“一网打尽”，是回顾这特别一年海洋议题的内容盛宴。从2021年1月18日开始直至春节前夕，《蓝色脉搏》将针对不同议题推出每周一期2020年的回顾系列特刊，敬请期待！

Highlight 1

The Beginning of a year is a good time to review and look forward.  The “2020’s Top Ocean News Stories” in the Opinion section collects all major ocean related events and debates is good for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on this special year. The Blue Pulse will also publish special thematic issues reviewing 2020 from next Monday every week till the Chinese New Year.  Stay tuned！

关键点二 

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最近发布的报告《造福人类、自然和经济的海洋解决方案》已经收录在上一期的《蓝色脉搏》中，报告发布的同时，《自然》期刊也提供了专题网页来分享和讨论该小组的工作。本期收录了其中一篇社论和高级别小组的一个专家小组对未来海洋可持续发展方面重点工作领域的观点，同时也收录了涉及公海生物多样性进程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进程未来优先事项的论文。

Highlight 2

The High Level Panel for Sustainable Ocean Economy’s newest report has been included in our last issue. When this report was launched, the Nature also published a special page to share and discuss the outputs of the panel. This issue has included the editorial from Nature and opinions on future priorities of ocean actions from experts working with the panel. There are also papers in the Academic section discussing the future priorities in the BBNJ and CBD process.  

时讯 News

（1）世贸组织宣布将无法在2020年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取消有害渔业补贴的协议。各国将在2021年1月继续谈判，以解决案文中存在的争议。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egotiators failed to agree on rules to ban harmful subsidies to fisheries in time to meet a 2020 deadline. The body is finalizing a schedule for resumed negotiations in 2021, with the first meetings in January to resolve the sticking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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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在12月22日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同意将其现有的东太平洋热带金枪鱼配额延期到2021年。这一决定确保了宝贵的金枪鱼资源和东太平洋海洋生态系统在2021年不会失去管理。

The 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 (IATTC) agreed at a special session on 22 December to a rollover of its existing quotas for tropical tuna in the eastern Pacific for 2021. This decision ensures that the valuable tuna resources and the marine ecosystems of the Eastern Pacific Ocean will not be unmanaged fo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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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使英国顺利完成脱欧，欧盟与英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该协议包括一个五年半的过渡时期，使英国扩大其对捕捞配额的控制范围。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struck a trade deal that will allow for a smoother transition for the U.K. to complete its exit from the bloc. The agreement includes a five-and-a-half year transition period for fishing quotas to be shifted to greater U.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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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尼政府再次允许在其部分水域使用围网和拖网捕鱼，这种做法造成的破坏引发了批评。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will reopen some of its waters to fishing with seine and trawl nets, drawing criticism over the destruction wrought by thi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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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一个项目将使北卡罗莱纳州的海岸线对恶劣天气更有适应力，并保护其脆弱的生态系统。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ill make the NC shoreline more resilient against severe weather and protect fragile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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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Perspectives

（1）Nature：“高级别可持续海洋经济小组所发挥的领导力是难得的，他们承诺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海洋，这必须受到赞扬。但是，为了帮助确保这些重要承诺得到履行，海洋的可持续管理也需要治理体系层面的变革。”

Nature:” It is rare for world leaders to take a lead as the high-level panel has done, and they must be commended for their pledge to manage the ocean sustainably. But to help ensure that these vital pledges are kep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ocean needs a sustainable system of governanc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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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ris Chase：“藻类产品在水产养殖饲料领域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Chris Chase:” Algae-based produc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world of aquaculture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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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ane Lubchenco，Peter Haugan和Mari Elka Pangestu：“在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释放海洋潜力，以可持续地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高级别可持续海洋经济小组召集的科学家专家小组的共同主席，我们强调这五个优先领域的政策行动：<1>可持续地管理海鲜生产；<2>减缓气候变化；<3>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4>抓住经济复苏机遇；<5>全面管理海洋。”

Jane Lubchenco, Peter Haugan and Mari Elka Pangestu:” Unleash the ocean’s potential to boost economies sustainably while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food security and biodiversity. As co-chairs of the expert group of scientists convened by the Ocean Panel, here we highlight five priority areas for policy action: (1) Manage seafood production sustainably. (2)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3) Stem biodiversity loss. (4) Seize opportunity for economic recovery. (5) Manage the ocean holi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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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ladimir Ryabinin：“气候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文明减少碳排放的能力。海洋吸收二氧化碳量的当前值是我们估计人类需要减排多少碳或使大气中的碳含量下降多少的基础。”

Vladimir Ryabinin:” The future of climate strongly depends on the civilization’s ability to curb carbon emissions. The estimates of how much carbon we need to ‘save’ (not release) or remove from the atmosphere are based on existing values of carbon dioxide absorption by the ocean – think of the ocean as a giant carbon s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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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llie Steffen，Emma Critchley和Douglas McCauley：“2020年十大海洋报道汇总。”

Callie Steffen, Emma Critchley and Douglas McCauley:” 2020’s top ocean news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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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Academics

（1）【生物多样性】海洋生物多样性谈判中的科学之声：系统性文献综述

[Biodiversity] The Voice of Science on Marine Biodiversity Negotiation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本文通过汇集140份多学科、跨地域的出版物样本中的主题和建议，填补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BBNJ）领域文献综述的空白。它剖析了复杂的BBNJ谈判，突出了现有研究的政策相关性，并促进了科学、政策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它介绍了文献样本中为未来条约的四个要素中的每一个提出的建议，确定了四个总体性主题：海洋连通性、制度设计、发挥科学的作用和数字技术。本文指出，如果我们要在国际水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就需要弥合两个重要的缺口：科学与政策之间联系和变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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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渔业管理】卫星可以揭示全球渔船队中强迫劳动的程度

[Fisheries management] Satellites can reveal global extent of forced labor in the world’s fishing fleet

本文结合了人权工作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卫星船的监测数据，发现被报告使用强迫劳动的船只与其他船只的行为方式有系统性的差异。研究利用这一差异，使用机器学习从1.6万艘工业延绳钓船、鱿钓船和拖网渔船中识别出强迫劳动的高风险船只。模型显示出有14%到26%的渔船是高风险的，同时揭示了这些渔船选择捕鱼地点和港口的模式。在这些船只上，存在多达5.7万到10万的工作者，其中许多人可能是被迫劳动的受害者。这一信息为采取新的干预措施以对抗这一人道主义悲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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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渔业管理】公海捕鱼行业究竟是谁？

[Fisheries management] Who is the high seas fishing industry?

为了对公海渔业（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区域）进行初步概述，我们将公海渔业活动与船东和企业行为者联系起来。我们识别了2482艘渔船（占2018年公海渔船活动的三分之二）的1120家企业行为体，并发现排名前100位的企业行为体占所有公海捕鱼活动的36%。由于对这些人为活动的规制超出了国家框架，我们论证了确定公海捕鱼业方法的可行性。这些结果提供了一个对利用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问责进行审视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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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物多样性】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海洋保护的成就和2020年后的优先事项

[Biodiversity]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achievements for marine conservation and priorities beyond 2020

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修订并更新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其中包括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在第四届世界海洋生物多样性大会上，一群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在高级科学家的指导下，反思了被认为与海洋保护高度相关的四个爱知目标的成就和不足：目标6（可持续渔业），11（保护措施），15（生态系统恢复和韧性）和19（知识和科技）。我们的结论是，尽管在实现目标方面有所进展，在2020年的最后期限前，海洋环境的目标仍未完全实现。这些进展为2020年之后朝向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我们识别出了下阶段必须解决的关键优先事项，以便更好地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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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产品】海产品错误标签对海洋种群和渔业管理导致的后果

[Seafood] Consequences of seafood mislabeling for marine populations and fisheries management

研究提供了系统层面的实证证据，证明美国存在海鲜产品错误标签的情况，从而导致对海洋种群的负面影响和对管理不善的渔业产品的消费。研究使用了贸易、生产和错误标签数据，发现替代产品比标签上列出的产品更有可能被进口。我们发现，与标签上的产品相比，替代产品来自鱼群健康程度较低、对其他渔业的影响较大的渔场，以及那些管理效率较低的渔场，其管理政策不太可能减轻渔业对生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成果提供了食品欺诈对环境影响的系统性证据，也突出了当前在生产、贸易和错误标签数据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增加了海鲜产品错误标签后果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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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渔业管理】美国东北部商业渔民在新冠大流行早期阶段的适应和恢复力

[Fisheries management]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of commercial fishers in the Northeast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本研究调查了新冠疫情最初几个月（2020年3月到6月）对美国东北部商业渔民的短期影响，以理解疫情对渔业参与度和渔民经济收益的冲击。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对258个美国东北部商业渔民进行的线上调查。研究还评估了那些选择继续捕鱼的渔民的特征和他们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策略。尽管遭受了经济损失，美国东北部的渔民仍继续捕鱼并实施其他适应策略，而不是转向其他生计，从而显示出了他们应对疫情的适应和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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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气候·海洋】海平面变化的另一面

[Climate·Ocean] The other side of sea level change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内陆海和湖泊的水位将在21世纪大幅下降。基于里海的情况，我们主张开展协调一致的行动，并提高对人类、生物多样性和地缘政治稳定的威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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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料 Other resources

【渔业管理】国际竿线基金会（IPNLF）：鱼类聚集设备（FADs）的IUU性质：对金枪鱼管理和市场的影响
[Fisherie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Pole & Line Foundation (IPNLF)：The IUU Nature of FADs: Implications for Tuna Management and Markets – Information Paper
文件/Paper

【极地海洋】NOAA发布2020年度《北极报告》
[Polar ocean] NOAA’s 15th Arctic Report Card (2020)
报告/Report

【渔业管理】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揭露了鱼粉和鱼油（FMFO）行业对海洋的系统性掠夺
[Fisheries management] Greenpeace Report Exposes Fishmeal & Fish Oil (FMFO) Industry’s Systemic Plundering of The Oceans
报告/Report

【海洋宏观】《2020年全球海洋科学报告》重磅发布，教科文组织忧心海洋研究资金匮乏
[Ocean in general] New UNESCO Report voices concern over inadequacy of funding for ocean research
报告/Report

活动 Events

>>预告 Upcoming Events

2021年01月14日 网络研讨会 处理保护区内的海洋垃圾：最佳实践和实例
2021.01.14 Webinar Addressing marine debris in protected areas: Best practices and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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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8日 网络研讨会 如何开展科学工作以使其影响海洋政策和管理：小组讨论
2021.01.28 Webinar How to do science so it influences marine policy and management: A pane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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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9日 网络研讨会 制定一项监测和评估海洋垃圾的国家计划：吸取的经验教训
2021.02.09 Webinar Building a State Plan to Monitor and Assess Marine Litter: Lessons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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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Recordings

2020年12月15日 网络研讨会 将动态实证模型应用于渔业管理
2020.12.15 Webinar Applying Empirical Dynamic Modeling to Fisheri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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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月12月17日 网络研讨会 直接营销——从海洋到餐盘
2020.12.17 Webinar Direct Marketing – Ocean to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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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 网络研讨会 美国太空总署的卫星如何帮助保护夏威夷海洋保护区的珊瑚礁（注册观看）
2020.12.17 Webinar How NASA Satellites Help Protect the Coral Reefs of Papahānaumokuākea Marine National Monument (Register to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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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Others

本简报两周更新一期，往期内容可以查看这里。 如果您在简报内容或形式上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发邮件至ocean@ghub.org告诉我们，也欢迎您将《蓝色脉搏》推荐给同事和朋友。

题图：2020年9月16日，在为期四个半月的休渔期结束的当天，渔船从浙江港口出发，Alamy |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