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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创绿研究院在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的支持下举办了“迈向昆明，共促协调发展：东盟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研讨会，本次会议也是创绿研究院围绕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的系列讨论之一。
研讨会从东盟生物多样性资金的状况，利益相关方参与当地多样性保护及国际进程与东盟生物多样性协同多个角度出发，分析东盟生物多样性投融资的发展和潜在机遇，以推动《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有效落实。
主题研讨2：国际进程和东盟生物多样性金融
Lim Li Ching
第三世界网络高级研究员
Lim Li Ching针对“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GBF）中资源调动方面进行了分享。Ching表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需求并没有实现，与气候危机、人类健康协同等项目也需要大量资金。GBF涉及到能力建设、技术转移、资金以及资源调动等方面。针对围绕资源调动的话题，Ching给出以下四点观察：
第一，生物多样性不仅是资金充足与否的问题，更多是要在政治意愿和执行上足够重视。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鼓励研究。同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财务困境、资源限制，甚至是偷税漏税的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原住民还有各个地区应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发展不平衡、性别不公平等也是阻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问题。
第二，GBF涉及遏制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活动，包括有害补贴。“根据OECD统计，每年生物多样性的有害补贴大约是5000亿美元，然而针对农业、化石能源、水资源、卫生和渔业等方面的补贴成本已经达到5~7万亿美元。FAO、UNDP、UNEP等统计每年5400亿美元农业补贴中的90%都是对人类和生物多样性有害的。因此我们是需要加大力度取消有害补贴、加大资金投入、遏制化石能源的使用，并需要更多的雄心去实现这个目标。”
第三，补贴和资源调动相分离。补贴并不能完全起到调动资源的效果，因此需要额外的项目和努力进调动资源。同时，补贴需要以平等公开的方式进行。
第四，GBF的实现需要金融的力量。我们现在投入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约为每年2000亿美元，这是远远不够的，每年全球GDP中应该有一定的比例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中，因为带来的收益是全球共享的。各个国家应该承担起自己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发达国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帮助，协助它们实现自己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中的承诺。
最后Ching认为目前公共部门的生物多样性资金不足，可以通过混合融资的方式撬动更多私人资本参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衡量的资产，同时具有金融和非金融的属性，可以动员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的投入。“因此，公共资金应该更好扮演自己的角色撬动私人资金，并且确保这些资金都能够以公正透明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能更好地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挑战。”
郭虹宇
创绿研究院项目副总监
郭虹宇针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的议题进行了分享。她表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是相辅相成，如果两者任何一方行动不利都会加剧另外一方危机。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加剧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框架和进程的推进，同时，进一步体现或者揭示了目前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第三大主要驱动因素，本世纪末如果未加遏制，将成为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人类活动带来的排放使得全球温升1.1度以上，并且很大可能在本世纪末前提前进入1.5度温升的世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IPCC）联合报告中指出，大面积生物质能源作物的种植、在没有森林的生态系统中大规模植树、灌溉能力的提高、狭隘地关注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都有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威胁。更多COP26相关成果见文章：聚焦COP26 | 谈判成果观察
整体来看东盟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也是气候变化脆弱性较高的地区。东盟在过去的发展，比如说减排、福祉、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清洁能源获取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效，但是在不平等、消除饥饿、空气污染、森林退化等方面还面临很多的挑战。“根据东盟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生物多样性是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并且东盟部分地区的温室气体的生产在一定时间内呈上升趋势，这和该地区有很多人尚未脱贫、没有实现百分之百电力供应、城市化进程处于未完成阶段都有关系。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年间东盟国家的整体经济遭受冲击，针对疫情的资金方案大部分聚焦于就业保障和企业运营等方面，强调绿色刺激方案的元素比较少。”
最后虹宇表示，2022年有多个多边治理机制是由发展中国家作为主席国，比如印尼作为东盟国家代表主办G20峰会，中国会继续主办COP15第二阶段，埃及和阿联酋是气候变化大会接下来的两届的主席国，发展中国家作为主席国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和双多边合作，对于其如何更好地推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我们拭目以待。
栾欣茹
创绿研究院生物多样性项目专员
栾欣茹分享了东盟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的研究，她表示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法律政策不完善、能力建设不足、认知不够、资金缺乏的问题，其中资金不足是基础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东盟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森林、农业、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价值显著，本地特有物种、珍稀物种多样。森林、农业、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给当地动植物提供了生活的空间，但是也面临多重挑战。
根据《东盟生物多样性展望2》，东盟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都与资金不足有关。东盟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剧烈。东盟部分国家仍处在农业化发展阶段，资金缺乏不仅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更涉及整体发展。根据东盟各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中公布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NBSAP），东盟除新加坡外，其余九个国家均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其中印尼的保护资金缺口达到每年5.22亿美元。公共部门是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主要来源，政府主要通过税费收入、双多边发展援助等方式获取保护资金，其中双边发展援助通过赠款、低息贷款和债转自然的方式进行，多边发展援助涵盖了赠款、贷款和专项资金的方式。企业主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贡献。东盟生物多样性资金主要用于保护区建设和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修复和恢复以及能力建设四个方面。
越南是东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中部高地，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退化严重，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挑战。公共部门贡献了越南生物多样性保护77%的资金，但是整体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没有达到政府部门之前承诺的预算的1%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际数值为每年0.4%左右。私营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是严重不足，2011-2015年间只贡献了4%左右的保护资金。越南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PFES）是越南最成功的新型融资工具，2011-2015年收集了约2.7亿美元的资金，其中的90%已经发放给当地农民用以保护越南44%左右的森林。
最后欣茹提出了中国和东盟双边利益相关方参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建议。“东盟的利益相关方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来源、推进保护工作的监测、评估和共享、 推进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并加大保护研究力度、推动可持续产业发展。中国国内各利益相关方应持续深化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与合作、促进参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类项目、加强重点行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深化地方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对于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以及中国参与当地保护的法律政策、研究合作等方面的梳理可以参考创绿研究院新发布的《迈向昆明，共促协调发展：东盟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综合分析》报告。
莫凌水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顾问
莫凌水分享了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莫老师表示亚行针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关注的领域主要是保护区管理、湿地保护和管理、栖息地的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的生计以及市场化的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除此之外亚行还将自己作为支持性机构，为发展中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并与相关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风险管理，亚行通过比如2009年的《保障政策声明》（Safeguard Policy Statement）要求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评估纳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G20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原则要求将正向和负向的影响都要纳入项目评估；交通项目绿色基础设施设计要求有动物通道设计，以及野生动物围栏。
亚行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通过五种方式，第一是建立伙伴关系，联合其他相关方一起推动保护，比如亚行发起的区域鸟类飞行通道的倡议，并且预计在未来十年募集30亿美元的资金。第二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长期的融资，比如亚行通过的《健康海洋和可持续蓝色经济行动计划》，预计在五年间达到5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第三是支持区域合作，采用系统和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比如2010年亚行发起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项目，涵盖了包括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等多个东盟国家。第四是促进市场机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比如亚行在陕西秦岭的项目，保护野生大熊猫以及珍惜鸟类朱鹮的栖息地，亚行致力于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同时强调纳入当地的农民，提高其生计。第五是利用公共部门的资金和政策撬动私营部门资金，比如东盟催化绿色金融基金，筹集了来自多边银行约14亿美元的资金，以及绿色债券规划和蓝色债券规划，到目前为止亚行通过发行债券筹集了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
最后莫老师表示，“亚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通过建立绿色发展目标、实施绿色发展战略、评估生物多样性风险、考虑生物多样性敏感性的项目设计、促进合作和综合的解决方案，以及支持环境、机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等方式进行”。
陈韵竹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官员
陈韵竹分享了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在东亚—东南建立的社区保护网络情况，主要致力于中国和东南亚社会组织的合作经验。东南亚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人口密集，原住民的生活区域和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重叠较多。
GEI通过社区协议保护模式（CCCA）将保护权和当地有限的开发权赋予给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将社区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比如2016年将该模式引入“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缅甸，通过与缅甸当地的NGO和林业司政府部门合作推广CCCA，但是，GEI发现缅甸当地的NGO的能力建设和融资等方面都有所欠缺；2020年GEI与中国和东南亚11家机构共同发起“东亚—东南亚社区保护网络”平台，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以”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为目的，聚合多国社会公益力量，形成跨国、跨区域的社会保护合作方案，推动社区保护在各利益相关方中获得认可。
该平台主要开展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项目合作，比如在缅甸德林达依省进行试点工作并提供资金支持。其次是通过社区参与的方式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通过促进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和老挝风沙里省两个跨境社区的合作，签署保护活动协议。最后是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推广，比如推动中国的光伏企业在印尼苏门答腊岛投资，使得当地社区获得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保护森林和生物多样性。最后韵竹表示，GEI参与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多项工作，5个项目被评为“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同时GEI希望按照新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开展2020~2030年的保护工作。
评论
世界资源研究所前中国区首席代表，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前亚洲区主任李来来博士表示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是一个复杂系统，表现在：非线性，即指数过程；不可见的，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整个过程会发生突变，而且可能是灾难性的。同时李博士表示生物多样性金融“finance”光说融资是不够的，应该将资金使用和收益同时纳入其中。比如毕节当地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将退耕还林的林地重新租给当地居民并遵循科学原则进行养护，将收益分配该当地居民，以解决护林的资金缺口问题。最后李博士强调了边境社区的作用，她认为边境区域拥有同样的地理环境、气候和自然条件，实际上对于边境社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合作拥有很好的优势。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经理彭奎博士认为将生物多样性与地理位置相结合的讨论是十分有意义的。彭博士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开始走上主流化过程，这体现在经济、金融和公众等多个领域。并且针对东南亚的研究要更多的关注中国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这个基金目前仍缺少完整的政策框架和管理的法律框架。该基金结合主流化进程会带动生态经济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撬动更大的力量，并且在资金使用的过程中如何撬动更大的影响力投资，以及更多的生物多样性经济的繁荣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特别期待的。比如GEI的东亚—东南建立的社区保护网络就是让生物多样性对外援助或者说支持远远超出传统的直接捐赠的形式，让生物多样性基金本身发挥更大的效益。
最后彭博士表示，“无论是国家资金还是私有资金，很少有中国机构、中国环境基金真正走到实践和支持当中，所有的资金和支持都需要落地，这样才能民心相通，命运共同体才有真实体现，才会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
总结
最后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朱鑫鑫对于会议进行了两点总结，第一，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宣传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保护行动仍需各方支持。第二，生物多样性基金的落地也需要各方继续加大力度。鑫鑫表示中国政府和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破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基金会希望在未来能够以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的角度，将主流化的生物多样性纳入到投资战略里。
2022年，东盟与生物多样性资金的话题依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期待各方专家与同事们继续给予指导与讨论。如有项目相关的任何问题，请联系创绿研究院生物多样性项目专员栾欣茹女士，xinru@ghub.org . 恭祝各位新一年平安、快乐、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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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是德国政治基金会之一，总部位于柏林。伯尔基金会与德国绿党联系紧密，但独立运作。作为一家实践绿色愿景的智库，伯尔基金会通过30多个国际办公室的项目，提供国际合作与对话的平台。北京代表处于2017年正式注册成立，主要工作领域包括：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及能源政策、社会发展、全球化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创绿研究院在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的资助下开展了“迈向昆明，共促协调发展，东盟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综合分析“的项目研究，研究报告梳理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机制，总结东盟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整理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并以越南为例，详细整理其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以及中国在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角色，最后针对东盟和中国给予加强双边利益相关方参与东盟生物多样性融资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