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是全人类的家园，我们共同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资源日益枯竭和环境持续恶化的压力和挑战。面对共有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积极推动全球生态共同体建设，以谋求我们共同的美好未来。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唇齿相依，风雨共度，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和东盟已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中国已连续十一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于2020年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相互依存的中国与东盟关系，意味着东盟的生态环境保护也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前不久举行的2021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周，旨在落实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相关合作倡议，围绕《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和行动框架（2021-2025）》，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海洋治理等领域形成合作共识，让绿色成为中-东合作的底色。构建中国与东盟生态共同体，有助于推进双方的可持续发展转型，促进中国与这位邻居的伙伴关系向着更加健康与稳定的方向前进。
关于东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是一个涵盖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共十个国家的政府性国际组织。东盟的宗旨是，本着平等与合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为建立一个繁荣、和平的东南亚国家共同体奠定基础，以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截至去年，东盟十国的总人口约为6.61亿[1]，总GDP约为3.35万亿美元[2]，除新加坡外，其它九国均为发展中国家。
东盟区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东盟所在国的生物多样性相当丰富，尽管面积仅占了地球总面积的3%，但却囊括了全球18%的动植物种类[3]。在全球十七个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中，有三个是东盟成员国，分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从地区来看，东盟涵盖了巽他群岛、瓦拉西亚、中南半岛、以及菲律宾群岛等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这些地区孕育了大量的当地特有物种。在世界各个地区中，东南亚诸国所拥有的特有植物、鸟类和哺乳类物种数量都是相对较多的（见图1）。
图1. 东南亚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特有物种数量比较
森林、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为东盟地区储存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东盟森林生态系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生境，保存着全世界9%的鸟类特有物种，11%的哺乳类特有物种，和25%的维管特有物种[4]。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三国管辖的加里曼丹岛是世界第三，亚洲最大岛屿，该岛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预计保存有1175个树种与约6000个特有植物品种[5]。东南亚地区的海洋也孕育了品目繁多的生物种类，位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三个东盟成员国）和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这六国之间的海域，亦被称为“珊瑚三角区（Coral Triangle）”。在这片海域中，共生活着600多种石珊瑚目（Hard Coral）生物和超过1300种与珊瑚礁有密切关系的鱼类物种[6]。
除了森林与海洋之外，东盟还具有湖泊、河流、湿地等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这些水生生态系统的面积一共约20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东盟十国国土总面积的45%左右。亚洲—澳大利亚鸟类东部迁徙的通道经过了东盟地区，因此这些湿地与河流湖泊也作为鸟类的途经停歇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跨越了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国的大湄公河区域（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既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生物学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
东盟区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挑战
各类生态系统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是东盟的宝贵财富。然而，对于生态资源缺乏可持续性的开发与利用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是各个东盟成员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东盟十国中除了新加坡以外均是发展中国家，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两难中往往更倾向于后者，这导致了东南亚地区的生态环境背负着十分沉重的负担。而政府监管缺乏有效性，保护行动心有余而力不足，令东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加困难重重。
（1）森林与生物多样性丧失
从1996年到2015年，东盟地区内共有2296种动植物的生存受到威胁，而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毁林直接导致的[7]。东南亚地区的森林面积减少速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高的。即使按照保守的估计，东南亚的年均毁林率也已达到1%，在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对于森林的破坏甚至已经抹去了原本森林覆盖面积的93%[8]。根据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的统计，仅仅在过去的40年间，东盟森林面积就已损失了30-45%，而森林的快速消退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例如生物种群的破碎化和栖息地丧失，原住民流离失所，以及更加频繁与剧烈的山洪暴发、台风和森林火灾等灾难[9]。
东盟地区毁林的诱因是什么呢？商业性的种植是最主要的因素。东南亚地区适宜生长橡胶树和棕榈树等，也是其附加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区，以棕榈油为例，仅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就占到了全球总出口份额的86%，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天然橡胶出口量，亦占全球出口份额87%[10]。于是，诸如棕榈油、橡胶、香蕉和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不断无序扩张，而这些作物挤压了原本属于森林的地理空间，最终导致东盟区域森林面积的不断减少。使森林处境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缺乏约束的企业投资与开发策略。2015年的一份分析报告针对全球范围内共500家公司的森林开发相关政策进行了评分与排名，其中东南亚企业的得分远低于任何其他地区，也低于全球平均得分，这意味着东南亚企业的政策透明度较低，涉及到森林的政策少，可持续表现不尽人意[11]。
除了商业种植以外，非法伐木活动也对森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估计，亚太地区的非法木材贸易每年价值110亿美元[12]，相当于该地区木材产品贸易总额的30%左右。该地区的非法采伐很普遍，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均为非法伐木的重灾区。印度尼西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砍伐国，估计每年有160万至280万公顷的森林被非法砍伐和转换成其它用途的土地（相当于森林每分钟就会减少4至7个足球场的面积）。另外，伴随着经济发展，东南亚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飞速的城市化过程，森林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后撤以让位给城市用地。而人类生活造成了水资源与空气的污染，对于森林的生态系统又是一大冲击。
（2）淡水、海洋与生物多样性丧失
与森林生态一样，东盟的淡水和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同样受到了威胁。对于淡水生态系统而言，日渐增长的人口导致了农业、工业和家庭生活用水需求的增长。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这些设施对河流、湖泊等水环境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亚洲地区的水坝数量居世界之最，且新的水坝仍然在不断建成，预计在未来的东南亚地区，每条河流的流域内平均将会修建超过100座水坝[13]。凡此种种，使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发生一系列剧烈的改变，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与稳定。根据估算，湄公河上正在规划的水坝在建成后将会使淡水鱼量减少20%，而如果所有远期规划的水坝都最终建成，则湄公河中洄游鱼类的数量将会减少70%[14]。
海洋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于内陆淡水系统。对于海洋而言，针对各类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捕捞是破坏生态系统的一大罪魁。野生捕捞由于经济投入少，获利高而备受东南亚渔业从业者青睐。自1990年至2000年，东盟地区的海洋渔业产量逐渐上升，但这种趋势难以长期维持。泰国的海洋渔业产量自2000年起便有显著的下滑，其原因就就在于当前的捕捞模式导致了海洋环境的退化。类似的“先升后降”的产量曲线还见于马来西亚，而在缅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尽管总产量仍在增长，却也有逐渐放缓的趋势（见图2）。
图2. 1990-2014东盟各成员国的海洋捕捞渔业产量变化趋势
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海水升温也对于海洋环境，尤其是珊瑚礁的生存有着深刻的影响。珊瑚礁仅占海洋面积的1%左右，却提供了海洋中超过25%的鱼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价值。珊瑚礁白化是珊瑚礁的一种病理特征，珊瑚礁对海水的温度非常敏感，在长时间的海水升温状态下，其体内的海藻将大量囤积过氧化氢，而过氧化氢会同珊瑚礁岩发生化学反应，珊瑚虫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将海藻排出体外，从而造成珊瑚白化现象。若海水温度长期过高，白化现象可能会导致珊瑚的大面积破坏乃至死亡。在2010年，全球珊瑚礁监测网（Global Coral Reef Monitoring Network）就曾监测到一起大范围的白化事件，涉及了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珊瑚礁[15]。
除了以上困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的问题外，东盟的两类水环境还面临着过度抽取水资源、水体污染、外来物种入侵、海平面上升和海水入侵等一系列威胁。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
纵观东盟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缺乏效力的监管执法，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三者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如今的结果。在此背景之下，东盟国家应该如何保护本国的生物多样性？
针对如何强化东盟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东盟生物多样性展望2》[16]共提出了十三点建议：
1. 提高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与重要性的认识；
2. 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提供财政支持；
3. 增加对于生物多样性价值与益处的研究；
4. 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人员的专业能力与技能；
5. 建立完善的监测与评估机制；
6. 加强相关的环境法规执行；
7. 社区和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
8. 重新审视并进一步发展现有的生物多样性立法；
9. 提高生物多样性立法与其它部门的协调；
10. 重新审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其它特定的环境部门的战略计划；
11. 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跨部门协调；
12. 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各部门中的主流化；
13. 增强地区性与国际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为了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东盟国家正在向着展望2所提出的方向前进。有些国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要求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NBSAP）之外，还提出了自己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与实践。例如，新加坡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s Board）推出了一项“自然保育总体规划（National Conservation Master Plan, NCMP）”，用以增强本国NBSAP的实行。马来西亚通过所谓的“国家绿色科技政策（National Green Technology Policy）”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与可持续发展，另外借助诸如“珊瑚三角区倡议国家行动计划（Malaysian National Plan of Action for the Coral Triangle Initiative）”，“环境质量法（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和“国家农业食品政策（National Agro Food Policy）”等一系列的计划与政策法规，在农业、渔业和防治污染等各个领域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性的合作平台也发挥着作用。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设立了东盟的信息交换机制（Clearing House Mechanism, CHM），作为一个有关生物多样性信息、保护经验、最佳实践和相关决策的信息分享平台。
对于东盟来说，除了通过环境政策与项目加强保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思路，那就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到产业发展之中。通过可持续的产业发展，不仅能够保障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时也保育了生态环境和生态多样性。这将是下一篇文章的主要侧重。在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的支持下，创绿研究院希望以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为立足点，梳理两地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进行合作的框架，为未来进一步制定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生态保护目标建言献策。
文献引用：
[1] Statista, 2021.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ASEAN countries from 2011 to 2021.
[2] Statista, 2021.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f the ASEAN countries from 2011 to 2021.
[3]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2010. ASEAN Biodiversity Outlook
[4] Sodhi, N. S., et al., 2010. The state and conserv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biodiversity.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19(2), pp. 317-328.
[5]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2010. ASEAN Biodiversity Outlook
[6]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2010. ASEAN Biodiversity Outlook
[7]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2017. ASEAN Biodiversity Outlook 2
[8] Myers, N., et al., 2000. Biodiversity hotspots for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Nature, 403(6772), pp. 853-858.
[9]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2017. ASEAN Biodiversity Outlook 2
[10] Hughes, A. C., 2017. Understanding the drivers of Southeast Asian biodiversity loss. Ecosphere, 8(1), e01624.
[11] Rautner, M., et al., 2015. The forest 500. Global Canopy Programme.
[12]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2012.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China’s trade in illegal timber
[13] Zarfl, C., et al., 2015. A global boom in hydropower dam construction. Aquatic Sciences, 77(1), pp. 161-170.
[14] Ziv, G., et al., 2012. Trading-off fish biodiversity, food security, and hydropower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15), 5609-5614.
[15] Global Coral Reef Monitoring Network, 2013. Status of coral reefs in Ease Asian Seas Region: 2010
[16]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2017. ASEAN Biodiversity Out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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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是德国政治基金会之一，总部位于柏林。伯尔基金会与德国绿党联系紧密，但独立运作。作为一家实践绿色愿景的智库，伯尔基金会通过30多个国际办公室的项目，提供国际合作与对话的平台。北京代表处于2017年正式注册成立，主要工作领域包括：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及能源政策、社会发展、全球化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