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和G:HUB一起欢庆第28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21年主题为We’re part of the solution – 呵护自然，你我有份。
虽然没有具体定义“我们”，但在共同应对生物多样性挑战下，中国和东盟组成的“我们”，可在国际多边治理框架下以及各国擅长的领域中，互相支持，成为全球典范。中方对于和东盟建交30周年纪念十分重视。从去年开始，习近平 、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常在各大会议上谈及对和东盟建交30周年的感想和展望，多次表示今年是双方关系发展中的大年，并将2021年定为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年。中国—东盟对话建立30周年的历史契机也许将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多边治理带来令人惊喜的突破和改变。
在全球疫情持续不退、气候变化影响逐渐显现、生态危机越发频繁的各种信号警示下，人类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与地球的关系：如何维持地球上所有生物健康发展，包括我们自己？过去一年多，世界多个国家提出碳中和的目标，更是将这种思考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部门，促使各行业均开始探索绿色转型道路。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COP15即将在昆明召开， 大会将召集世界各国政府，基于《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商定未来十年的一系列新的自然保护目标。各方期待该框架提出远大的计划，以促进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行动，实现社会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转变，确保到2050年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愿景。基于上述背景，在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的支持下，创绿研究院希望以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为立足点，梳理两地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进行合作的框架，为未来进一步制定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生态保护目标建言献策。同时，也以本期微信文章开启今年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合作一期的一系列活动。
唇齿相依，风雨共度
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贸易往来密切。中国已连续十一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自2011年起连续八年位居中国第三大货物贸易伙伴，于 2019年成为中国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2020年，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十周年之际，东盟历史性成为中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1]，双边贸易总额达6846.0亿美元[2]。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重点和优先地区。近年来，双方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地区发展战略的深入对接，加快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确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年愿景。
自2013年以来，中国向东盟共同体建设提供援助支持，与东盟在灾害管理、缩小发展差距、互联互通、自贸区建设等领域开展项目合作。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合作关系30周年，双方提出区域间关系可以进一步提质升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关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并逐渐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和东盟国家共享发展目标，共担发展重任，可大力挖掘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等新合作领域，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取得新的更大进步”。
为进一步改善地区互联互通状况，东盟领导人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规划2025》），旨在加强东盟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促进东盟内部的稳定团结和经济增长。《规划2025》明确了5个重点领域和14个重点倡议，为推动东盟共同体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重点领域的一体化进程、缩小成员间发展差距方面提供基础性保障。互联互通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优先领域，从具体合作领域来看，中国—东盟双方确定了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和环保11大重点合作领域。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面对的发展难题。近年来，随着“澜沧江一 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区域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带动了区域的资源综合开发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使得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受到空前的扰动，生物多样化遭到威胁，区域及跨境生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有必要进行积极的合作与协调，确保各国合为一个整体共同实现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避免因“各自为战”而产生的冲突甚至对环境的破坏[1]。
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恰逢其时
在4月22日领导人气候峰会上，除气候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示将大力推动生态治理工作，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尽自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习近平还提到中方“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发起了系列绿色行动倡议，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持续造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此次领导人峰会强调了生态治理和多边协作的重要性，并且成功推动了各国领导人为环境治理问题投入更多精力及资源。
借助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契机，中方和东盟各国可以加强经济利益融合，扩大互利共赢，加快落实具有深远影响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快速增长，推进互联互通合作。中国—东盟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双方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谈中国—东盟关系“三十而立”后如何提质升级发言时提出在合作中要推动融合发展，“中方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深化同《东盟全面复苏框架》对接，延续去年数字经济合作年效应，加强今年可持续发展合作年设计，推动RCEP早日生效”。
今年中国和东盟将共同举办一系列友好庆祝活动，主要涵盖双方政治安全、经贸和社会人文等合作领域。活动有数十项，主要包括举行30周年纪念会议、纪念招待会和研讨会、举办经贸合作成果展和经贸合作论坛、和中国东盟青年营等。目前，已经举办的活动有中国—东盟对话关系30周年智库论坛、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雅加达渠道纪念活动启动仪式暨30周年研讨会等。在这些会议中，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学者就双方如何共同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此类会议的举行将促进中方和东盟各国进行关于生态治理的经验交流，为双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制定更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中国和东盟深化合作的重点之一是加强战略引领，促进双方高级领导人的联系和交流。此举对于中国推动多边生态治理意义深远。有学者指出，生物多样性“爱知目标”失败的原因一部分在于各国首脑虽然在会议上承诺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在实际制定国家政策时未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放在高位，由于缺少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很难被实现。如果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能够通过建交30周年的历史契机深化战略交流，在决策层面统一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目标及执行计划，加强政策协调，将大大提升生态保护的实现率。
中国-东盟生态保护合作由来已久
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中始终对于环境有着高度关注，相关各国均已加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有关环境方面的合作提到了“加强环保、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合作，包括落实《中国-东盟环境保护战略（2016-2020）》（简称《保护战略》），支持《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25》相关战略措施等”。中国也加强推动与东盟相关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化建设，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东盟与中国(10+1)和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下的环境合作等，执行国际合作项目，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2010 年，第 13 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应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开展合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稳步推进，取得了突出的进展。
《保护战略》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提出了具体的合作目标，包括进一步开发和实施《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合作保护计划》，提高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在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战略或行动计划的能力和意识，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其他国际义务，促进生物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并提出了七个具体合作主题，涉及城市和农村的生态保护、促进扶贫及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促进优先区域的保护、加强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合作、加强生态保护检测和示范合作、加强陆源污染管理与气候变化领域的科研合作和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政策工具和实践研究。战略还提到加强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将有利于该区域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质量和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从而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福祉，实现长远发展目标。
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GMS)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生物学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自1992年成立以来，GMS经济机制始终是加强经济关系和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六个成员国——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已经建立了经济合作平台，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吸引外商投资。然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繁荣发展也面临许多考验，包括对周边环境形成的压力。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的退化、扶贫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东盟成员国同样如此。2005 年，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推出“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规划”( Core Environment Program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rridors Initiative, CEP-BCI) 是当前针对GMS区域的全面保护计划，有六个国家参与，包括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当前，在该规划下已建立了七个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点，涵盖120多万公顷的土地，涉及28000多个受益家庭。
落实各种合作中，资金及其机制奠定了基础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据研究估计，全球44 万亿美元的GDP，超过全球经济价值创造的一半以上，都依赖于自然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估计全球 55% 的 GDP 取决于 “高功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与此产生反差的是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的资金一直面临着短缺的问题。2010年，在第十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提出了20个“爱知目标（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据估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全球每年需投入1500-4400亿美元。以OECD估算为例，按照2015到2017年的平均值看来全球每年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总量约为780亿到910亿美元。
资金机制是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础。从全球情况来看，当前主要投入于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主体部门可以被分为公共和私营。公共部门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区域性机构（如欧盟）和公共金融机构；私营部门主要包括慈善基金会、公司、家庭、机构投资者。资金工具包括赠款、补贴和转移支付、优惠贷款、商业贷款、股权和自有资金。
在OECD 的估计中，来自公共部门的资金大概有717亿到771亿美元，其中国内公共资金投入大约678亿美元，多边和双边机构投入39亿到93亿美元。从总量的平均值来看，公共部门的投入占总量的85%~91%，私营部门大约占9%~15%。因此，为整体扩大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量，加强公共部门的撬动作用，建立完善、有效的资金政策将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重点之一。
案例
-现有支持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多边机制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是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准的离岸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主发起，连同国内外多家机构共同出资成立，目标总规模100亿美元，目前一期规模为10亿美元。基金目标推动中国和东盟地区在互连互通及产业合作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国东盟升级版自贸区建设，推进RCEP建设。基金根据自身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ESMS），结合在东盟地区多年的投资经验，制订了《关于在东盟地区投资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参考指引》，指引中明确了建议企业在投资时的八个《绩效标准》，共同确定了客户在整个对外投资的项目周期内需达到的标准，其中包括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在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的支持下，双方已成功实施了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合作第一期项目，在政策对话、知识和经验分享、人员交流、联合研究等方面合作成效显著。中国与东盟互相学习和借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管理模式和成功经验，有利于促进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积极贡献。
总结
30周年是中国—东盟深入合作的新起点，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契机。希望各国领导人能抓住30周年契机，打造中国—东盟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创绿研究院相信，不管是促进专家学者直接交流的环保论坛，还是旨在加强政策协调、经济合作的各项倡议都将会为我国的生态多边治理带来积极的影响与改变。在中国-东盟对话关系建立30周年之际，通过提升合作关系，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能够释放更多的资金，助力各国加大对生态治理的支持力度，贡献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鼓励金融行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参与多方合作，创绿开展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PFB）”项目，旨在倡导金融业通过创新的金融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责任。我们将持续地关注和解析国际会议进程。欢迎各界伙伴的加入！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创绿的公众号“星球公社”和官网（www.ghub.org）。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是德国政治基金会之一，总部位于柏林。伯尔基金会与德国绿党联系紧密，但独立运作。作为一家实践绿色愿景的智库，伯尔基金会通过30多个国际办公室的项目，提供国际合作与对话的平台。北京代表处于2017年正式注册成立，主要工作领域包括：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及能源政策、社会发展、全球化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参考文献
[1] 贾引狮：《中国-东盟生物多样性廊道内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