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帮助和支持。同时，在第二和第三日的高级别会谈上，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缅甸、文莱、新加坡等国政要都表达了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将经济恢复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推动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的参与，促进区域和国际间合作，实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此外，菲律宾土著青年代表呼吁大会代表做出是实质性的变化和变革，保障人们获取清洁安全健康可持续环境的权利，扭转青年对于未来环境的失望态度。
这些来自东盟的国家的声音很好的体现了这个地区对于美好环境和区域发展的需求。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当前，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将继续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环境领域，加强交流与务实合作。
针对东盟生物多样性资金短缺的问题，创绿研究院结合高级别论坛中东盟的角色，分析了东盟资金的来源，和各利益攸关方在其中的角色。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不足，是东盟国家正在面对的难题
东盟地区在过去几十年内的高速经济增长，数以亿计的民众脱离了绝对贫困。但东盟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对于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目前，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丧失最严重的地区[1]。根据《东盟生物多样性展望2》的评估，至21世纪末，东盟地区最多将可能失去90%的动植物栖息地，以及42%的生物种类[1]。
为了应对生态环境破坏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挑战，东盟国家已经付出了各种努力，包括在国家层面开展的一系列保护项目，以及区域性的信息交换与合作平台等。一些东盟国家通过发展可持续农业与生态旅游业等产业，借助生物多样性友好的产业模式，既保证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又推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了双赢。（更多东盟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信息，可以参阅《东盟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与保护 | 我们的生态共同体邻居》）
这些努力并非没有成效，但总体上看东盟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资金的因素。在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过程中，从专业技术与人力资源，到项目执行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
资金不足是导致上一个生物多样性十年目标，即爱知目标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也是东盟国家面临的难题。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丰富、价值高，但面临的退化破坏等问题严峻，生物多样性保护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也带来了更大的资金需求与资金缺口。此外，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除了新加坡为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且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如缅甸和柬埔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500美元左右。对于这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而言，资金不足不仅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缺乏效力，这同时也是国家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目前来看东盟除了发达国家新加坡以外，其余国家生物多样性资金均有缺口，特别是柬埔寨和老挝。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除了政府支出以外，主要还依赖于官方发展援助（双边捐赠等）和信托基金（Trust Fund）等形式[2]。
现有资金来源分析
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资金、官方发展援助、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捐赠等社会化资金。从资金规模来看，政府资金（包括中央和地方资金）依旧是东盟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的资金来源。
01 政府资金
菲律宾每年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支出接近50亿比索，超过60%的资金由环境与自然资源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NR））及其附属机构提供[3]。迄今为止，越南国家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大，77%生物多样性支出由政府提供[4]。政府财政支出在满足生物多样性管理的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政府在生物多样性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作用分不开，除了推动积极的变化外，也可能因为基建和有害补贴等政策导致丧失加剧。因此，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发展计划和预算支出影响生物多样性。政府可以向使用自然资源的用户收取使用费，其中包括林业和森林资源开发基金（the Forestry and Forest Resources Development Fund）、环境保护基金（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等，未来资金的来源可以是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特别是来自水域和森林的REDD+[5]。2010-2014年，印尼林业部和海洋事务和渔业部，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费共计5.93亿美元，平均每年1.18亿美元，仍然存在每年为5.2亿美元的缺口[6]。
02 官方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为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实施的有针对性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项目提供资金，官方发展援助是除政府拨款外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重要来源。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如美国、英国、法国等以及中国和东盟中的新加坡等国已与其余东盟国家政府合作，提供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资金[7]。
>> 双边发展援助机构有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erma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IZ））、丹麦国际开发署（Dan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DANIDA））、法国开发署（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AFD））等。其中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自2013年起在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开展了可持续森林、REDD+、林地防火社区迁移等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8]；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与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the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ACB））合作实施了“东盟成员国生物多样性保护”（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in the ASEAN member states）项目[9]，该项目通过补贴、资助、试点等方式使该中心成为为其区域和全球伙伴以及广大公众提供服务、信息和战略发展的平台；法国开发署为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尼、越南、泰国和菲律宾提供公共政策贷款、项目贷款、捐赠等[10]。
>> 多边发展援助资金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WB）、亚洲发展银行（ADB）、欧盟（E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贷款、专项基金、小额捐赠等形式提供援助。亚洲开发银行于2004年发起“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项目”（CEP-BCI），通过预备期、一期、二期三个阶段对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和廊道进行识别、规划、发展和管理[11]；全球环境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消耗臭氧层物质等，并在东盟一共开展了180余个项目，涉及资金共134亿美元[12]。
2011年至2015年期间，越南是世界上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资金最大的受援国之一，共计 36.32亿美元[13]，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占4.7%[14]。2011年至2014年期间，生物多样性部门官方发展援助流向泰国的承诺资金总额为1648万美元，其中1434万美元（87%）来自全球环境基金[15]。
03 企业
东盟国家的私营部门也致力于资助与环境相关的活动。菲律宾五家公司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实际性的支出，其中包括两个国有银行：土地银行（Land Bank of the Philippines）和菲律宾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the Philippines），其中菲律宾开发银行通过促进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向44个再造林项目预计投资273万美元，菲律宾资源勘探及发展公司（Sagittarius Mines（SMI））为保护受企业影响的自然环境的长期健康累计投资超300万美元；在泰国，建筑、矿产和石化部门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CSR）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企业捐赠，泰国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Thailan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BCSD)）涵盖了制药部门以及金融服务、农业和消费品行业，而投资于绿色项目的公共和私人公司有资格获得泰国投资委员会（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BOI））对经济林种植和绿色生物技术的税收优惠，并且泰国的私营部门也依据泰国国家环境质量法（Thailand’s Nat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向环境基金（Environmental Fund）提供资金；越南企业通过绿化企业空间、为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捐款、履约保证金以及彩票收入等方式资助生物多样性在内的环境保护；印尼企业捐赠可以抵消公司申报所得税时的总收入，但是扣除金额不超过上一年纳税年度净收入的5%。
事实上私营部门的公司也将从生物多样性补偿中受益，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他们往往很难为造成的影响提供现实的补偿。采矿业、水泥业和石化业等公司的信誉和经营许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良好的环境实践。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和生物多样性补偿使这些公司能够了解生物多样性损失对其公司的风险，并提高其国际声誉。
04 非政府组织（NGO）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一些国际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也在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开展了多样的活动[16]，这些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少贫困等方面为东盟提供资金。其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 Fund for Nature，WWF）、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CS），是影响力较大的几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环境非政府组织往往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很敏锐，能推动政府制订相关政策。例如，WWF在参与地方环境规划，对投入资金和人员对保护区进行环境调查和评估，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推动原生林的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FFI））资助柬埔寨环境部，对野生生物保护区进行分区规划，协调当地居民与保护区的关系，资助保护区居民的生计。一些基于社区的组织包括本土NGO如越南自然和环境保护协会（ VN Associat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 （VACNE））、越南人类与自然中心（ People and Nature Reconciliation（PanNature））作为独立的机构，也将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机构目标。
05 私人捐赠
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捐赠资金或项目等形式，参与东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越南有许多企业有意愿支持生物多样性，例如一家企业承诺支持约100万美元用于卡斯特景观和濒危物种保护。好莱坞明星安吉丽娜·朱莉捐赠1000万美元给柬埔寨，用于Roneam Daun Sam和Samlaut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17]。
对于东盟保护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中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帮助和支持。由于东盟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限的，比起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些回报并不高、甚至对现有的经济模式起到阻碍作用的工作，东南亚国家宁愿将社会经济目标置于更高的位置，因此中国对于东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问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中国的海外投资，在对外投资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要求中资企业严格遵守东道国环境管理要求，切实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和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政策机制详见，可以参阅《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 三十而立的“我们”在生态保护上继续携手前行》）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总规模达100亿美元，一期规模为10亿美元，二期计划规模为30亿美元。该基金以东盟十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行业为主要投资目标，推动中国和东盟地区在互连互通及产业合作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已制订了《关于在东盟地区投资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参考指引》，指引中明确了建议企业在投资时的八个《绩效标准》，共同确定了客户在整个对外投资的项目周期内需达到的标准，其中包括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参考文献
1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2017. ASEAN Biodiversity Outlook 2.
2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Secretariat, https://www.cbd.int/countries/profile/?country=id
3 Public and Private Biodiversity Expenditure Review, 2016. The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BIOFIN)-Philippines.
4 Biodiversity Expenditure Review, 2018.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BIOFIN)-Vietnam.
5 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for Lao PDR 2016-2025, 2016.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6 Indonesian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IBSAP) 2015-2020. 2016. Ministry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7 Biodiversity Expenditure Review, 2018.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BIOFIN)-Vietnam.
8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2021. Natural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jica.go.jp/english/our_work/thematic_issues/environment/projects.html
9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in the ASEAN member states,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https://www.giz.de/en/worldwide/14190.html
10 AFD projects in Southeast Asia: Portfolio, 2021. AFD.
11 Core Environment Program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rridors Initiative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port, 2018. ADB Independent Evaluation.
12 部分项目覆盖国家超出东盟国家，且生物多样性保护只是基金的投资方向之一，因此实际投入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及项目数量会低于这两个数值。
13 Development aid at a glance: Statistics by region -Asia, 2017. OECD. 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data/Asia-Development-Aid-at-a-Glance-2018.pdf
14 Biodiversity Expenditure Review, 2018.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BIOFIN)-Vietnam.
15 Public, Private and Civil Society Biodiversity Expenditure Review in Thailand, 2017. Biodiversity Finance Initiative (BIOFIN)-Thailand.
16 刘昌明，段艳文.论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NGO）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东南亚纵横, 2011, (9): 53-58.
17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National Biodiversity, 2016. National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ingdom of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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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是德国政治基金会之一，总部位于柏林。伯尔基金会与德国绿党联系紧密，但独立运作。作为一家实践绿色愿景的智库，伯尔基金会通过30多个国际办公室的项目，提供国际合作与对话的平台。北京代表处于2017年正式注册成立，主要工作领域包括：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及能源政策、社会发展、全球化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创绿研究院在海因希里·伯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的资助下对东盟生物多样性的资金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期待在COP15生物多样性大会后12月上旬发布本报告能够为东盟生物多样性资金来源提供最新的信息和更多的可能，同时也为想要投资于东盟生物多样性的利益攸关方提供更准确和详细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