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背景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一阶段于10月11日在中国昆明正式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今日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韩正副总理提出表示要凝聚共识，提升信心；加大投入，凝聚资源；加快变革，协同增效三大倡议，提出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共同开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篇章。第一阶段会议结束后，于明年4月举行的第二阶段会议将形成“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接替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最新的指导纲领。
已搁置了一年多的生物多样性“超级年”各项会议及谈判活动缓慢重启。今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将在中国昆明举办，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预计会议上将会形成“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接替2011-20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最新的指导纲领。
现实是严峻的，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于2019年发布的《全球评估报告》指出，地球75％的陆地表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66％的海洋区域遭受的累计影响日益增加，而超过85％的湿地已经消失[1]。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在气候变化危机影响下，此趋势将进一步加剧。然而面对如此困境，作为后2020框架的前身，爱知目标的完成情况令人忧心。联合国在去年9月发表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5(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5)》评估报告显示，爱知目标的20个具体目标，没有一项完全实现，只有六项目标部分达成，部分具体目标甚至持续恶化。报告无奈地承认：“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承诺的宏伟程度上以及在实现这些承诺的行动上都存在差距。”[2]
生物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恶化态势并未扭转，爱知目标无法按期达成，要想兑现在下一个十年内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趋势，乃至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更宏伟的目标，我们必须在昆明达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并立即采取行动。正因如此，COP15将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非常明确，期待一个更广泛、高远、协同和确切的目标。
COP15将要用以取代“爱知目标”的“昆明目标”，是通向2050愿景的“路标”，这些生物多样性目标将为未来多年的CBD实践定下基调。该框架面向2050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愿景”，旨在“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采取紧急政策行动，以转变经济结构，建立社会和金融模式，使当前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势头在未来十年内得到有效遏制并趋于平稳，并使自然生态系统在今后20年得以恢复，到2050年实现净改善，以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到2050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设想”[3]。由于会议的延期，留给后2020框架的时间实际上相当紧迫，而新冠病毒的爆发本身也反映了对于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而在目标的设定上，我们提出以下几大具体期待：
更广泛的目标
现有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在广泛性上仍有提升与优化的空间。《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5》呼吁，应该在包括土地和森林、农业、淡水、海洋、气候、粮食等八个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具体领域开展转型，避免走“一切照旧”的老路[4]。CBD执行秘书伊丽莎白·马鲁玛·穆雷玛（Elizabeth Maruma Mrema）强调：“已经采取的行动需要大大扩大规模，从项目驱动转为更加系统化和广泛性的行动。”[5]此外，有分析认为在爱知目标的制定过程中，对于CBD三大目标的反映并不平衡。 《生物多样性公约》自缔约之初有三大目标，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然而爱知目标较为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后两点则重视不足[6]。
COP15的目标应该是全面而系统的。我们对于COP15目标的首个期待，就是设定覆盖面广泛的目标，并且注重对于CBD三大目标的平衡与协调，从而实现最大的生态完整性。
更高远的目标
爱知目标的另一大缺憾，就是目标指标没有体现出“最高雄心”。以呼声最高的海洋保护领域来说，早在2000年前后就有科学家呼吁，保护全球30%的海岸与海洋面积。不过，这个数字在爱知大会上变成了10%[7]。又比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曾希望在全球30%-70%的陆地上设立保护区，而谈判只规定了17%[8]。十年过后，这些已经大大缩水了的目标仍未能实现——截至2020年8月，全球“约15%的陆地和淡水环境被保护区覆盖，约7.5%的海域被保护区覆盖。”[9]预设目标的完成度不高令人遗憾，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全盘的失败。通过设立更高的目标，对各缔约方提出更高要求，有助于在执行过程中动员更多的资源，付出更大的努力。爱知目标的10%海洋保护目标实际完成了7%。如果设立30%的目标，最终的结果是否会更上一个台阶呢？
对于本次CBD谈判，有人关切地指出：“各方可能会达成一个不好不坏的协议，然后还把它当作一场胜利，这种风险的确存在。”[10] COP15应该竭力避免的正是这种情况。爱知目标未能按时达成，给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方浇了一头冷水，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降低雄心。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不如设立更加积极与高远的目标，推动各国朝着这个目标的方向奋力前进。
更确切的目标
立志高远，也需脚踏实地。
CBD的缔约各方已经达成共识，应该设置明确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可达成的（Achievable）、相关的（Relevant）、以及有时限的（Time-bound）“SMART目标”[11]。这其中，“可达成”需要与前述的“更高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除此之外的四项，都是十分利于保护行动的执行、监测与评价的，也应该是CBD谈判全力追求的。
我们对于COP15在目标商定层面的第三个期望，就是达成更加明确的、可衡量的目标与路径。尽管现有框架下CBD保障执行的能力并不强，但世界各国对于爱知目标各具体目标的精力分配并非无迹可寻。有研究指出，在爱知目标中采取相关行动较多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那些“评估指标较多”、“较容易定量化评估”、“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较为重要”的议题，或者是“需要采取政策进行管制的议题及履约的重点议题”等[12]。这体现出，制定明确具体可定量化的目标，对于提高各缔约国积极性、促进后续的行动是有益的。
更协同的目标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之一，应对这一危机离不开与其他国际治理机制的协同。这有利于各国以及全社会采取系统性、全面的、公平的、包容的应对行动。爱知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脱节是其完成情况不甚理想的一大原因[13]。CBD秘书处认为，联合国于2015年制定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5》中就提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阻碍，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4]。与之相应，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脱靶”也给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取得的成果造成了打击。
举个例子，IPBES研究从科学上揭示了生物多样性与气候系统的相互作用。自然系统可以为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同时，气候变化是驱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第三大直接因素。目前47%的陆栖哺乳动物与接近四分之一的受威胁的鸟类可能已经遭受了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而自然系统的恶化将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22个可持续发展子目标的落实。
生物多样性目标与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相辅相成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利用和惠益分享为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如生产、消费模式转变，技术创新和环境治理等议题的实现，又解决了阻碍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与间接因素，为进一步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铺平了道路。本次CBD谈判要想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并且予以落实，应使生物多样性目标与《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巴黎气候协定》长期目标相协同，重视与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目标，以此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与间接驱动力。这一点也与刚才提及的“更广泛”的目标相呼应。
此外，生物多样性相关主要国际公约包括：
1971《关于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简称《湿地公约》，又名《拉姆萨尔公约》。
《湿地公约》签署于1971年，目前共有170个缔约国。《湿地公约》认可了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科学和娱乐资源的价值，并要求缔约国围绕湿地进行保护、管理和合理的开发利用。
1973《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目前共有183个缔约国。该公约旨在通过分级管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的国际贸易，达到可持续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然而，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反对该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收紧对大象和犀牛贸易的限制”的决议。
1980《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The 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目前共有26个缔约国。公约覆盖南纬60度以南至南极洲冰盖间大多数 水域及该范围内的所有生物种类，要求缔约国对该范围内的生物资源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避免过 度捕捞导致该区域的生态系统退化。
199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 CO2 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 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上述目标，公约确立了五个基本原则: “共同而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国情; 各缔约国方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测、防止和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 尊重各缔约方的可持续发展权; 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 。
1994《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于1994年通过，共有197个缔约国。该公约关注如何在荒漠化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缓解干旱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缔约方在2019年的《新德里宣言》中进一步强调了土地退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影响，并倡议各国将“2030年土地退 1.1 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s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 05 ·） 化零增长”作为国家目标。但是，可观的资金缺口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实施一直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2017年，法国Mirova基金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达成合作，成立土地退化零增长基金（Land Degradation Neutrality Fund），计划在2020年之前筹集3亿美元的独立资金修复现有退化土地，并防止土地进一步退化。
2015 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对陆地和水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的重视。第14项指标针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提出海洋保护区迫切需要进行有效管理并且配备充足资源，同时需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以减少过度捕捞，减轻海洋污染和海洋酸化。第15项指标针对陆地生物，提出通过采取紧急重大行动来减少自然栖息地的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保护受威胁物种，防止其灭绝，并达成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
其他海洋相关国际进程还包括：
《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
Corvention on Fishing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Living Resources of the High Seas
内容链接：https://www.gc.noaa.gov/documents/8_1_1958_fishing.pdf
《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South Pacific Ocean
《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Nouth Pacific Ocean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资源条款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Living Resources Provisions
内容链接：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
参考文献：
[1] IPBES, 2019.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secretariat, Bonn, Germany.
[2] [4] [9] [14] UNEP, 2020.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3] https://www.cbd.int/doc/c/9e0f/a29d/239fa63d18a9544caee005b5/wg2020-03-03-zh.pdf
[5] UNEP, 2020. 联合国警告—自然：人类正站在十字路口 Available at:
https://www.cbd.int/doc/press/2020/pr-2020-09-15-gbo5-zh.pdf
[6] 耿宜佳,田瑜,李俊生,徐靖, 2020.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进展及展望. 生物多样性, 28(2), pp.238-243.
[7] 后2020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知易行难的“30%”.中外对话.2020-05-13 Available at: https://chinadialogueocean.net/13850-protecting-30-of-ocean-easier-said-than-done-thirty-by-thirty/?lang=zh-hans
[8]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20.《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报告
[10] 解读：昆明COP15生物多样性大会. 中外对话. 2020-02-24 Available at: https://chinadialogue.net/zh/6/44364/
[11] CBD, 2019. Synthesis of the views of the parties and observers on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CBD/POST2020/PREP/1/INF/1).
[12] 戴蓉,吴翼, 2017.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国家评估指标的对比研究及对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 25(11), pp.1161-1168.
[13] 刘文静, 徐靖, 耿宜佳, 田瑜, & 银森录, 2018.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的谈判进展以及对我国的建议. 生物多样性, 26(12), pp.1358-1364.
封面图：云南省大理州洱海，图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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