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由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联合主办，创绿研究院承办的“从福州到昆明：金融机构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与贡献”线上研讨会成功举行，并发布了《保护我们共同的遗产—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现状和建议》报告。这份报告由创绿研究院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资助和支持下撰写，请点击下载。此次研讨会邀请到了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国际金融论坛、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保险原则、安盛集团、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银行、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的嘉宾，为进一步提高中国银行业及金融机构对环境和社会风险以及世界遗产“禁入”政策的了解，并将其逐步纳入决策流程中提供国内外的观点、创新和实践。本次研讨会由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的北京区域项目主任黄文彬先生担任主持。
开幕致辞
在开幕致辞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Jyoti Hosagraha女士，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贸易与投资专委会荣誉主任委员唐丁丁先生，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金融部门高级专家Odile Conchou女士，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副总干事周非先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研讨会提出了期待。
Jyoti Hosagrah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
Jyoti Hosagraha女士提出保护世界遗产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很高兴看到投资部门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兴趣日益增强，也呼吁银行、投资基金、保险行业以及其他相关私营和公共部门将世界遗产的保护纳入其可持续发展政策当中，同时承诺不会为可能对世界遗产产生负面影响的项目提供融资，并要求其投资的公司也要做出“禁入”世界遗产地的承诺。她相信明年在昆明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将会为中国的银行和保险业加入到全球保护世界遗产的行列当中提供绝佳的机会。
唐丁丁
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贸易与投资专委会荣誉主任委员
唐丁丁先生在致辞中先回顾了COP15第一阶段的成果，包括达成《昆明宣言》和中国宣布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以及出台《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同时还提到COP15第二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中强化国家机制，强化NBSAP系统将生物多样性更好纳入政府各个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决策主流，强调海洋区域的协同保护问题，设计全面平衡有力度切实可行的昆明目标，加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协同合作，调动更多的资本力量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取消有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补贴，建立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资金机制，调动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并建立多元化的伙伴关系。他认为在解决气候变化过程中不能够偏废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需要共同推进，协同治理，互相补充。
Odile Conchou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金融部门高级专家
Odile Conchou女士在致辞中强调了气候危机与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关联性，提出需要同时向自然向好的投资和净零排放转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估计，到2030年自然向好的转型可以每年产生高达10万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并创造约3.95亿工作机会。转型需要政策的支撑，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有效建立将为修复自然和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方向。在格拉斯哥举办的气候变化大会标志着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自然在气候的讨论中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一个是金融部门广泛出席并做出重要承诺解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但是，金融部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风险管理和投资仍不足够。银行业投资者和保险公司需要停止为对自然有害的项目、行业、公司融资，比如世界遗产地范围内的开采活动。他们需要向创新的自然向好的融资机制转型，并借鉴国际标准，如国际金融公司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绩效标准第6条，来评估融资项目的环境风险和依赖程度，进而提出解决办法。投资者也需要支持其客户向自然向好的模式转型，并把其资金引流到自然向好的投资。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框架也会为转型起到促进作用。
周非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副总干事
周非先生在致辞中提到世界遗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关键议题。目前世界遗产保护还面临着空间占用和资金缺乏等多重挑战，金融是扭转这一现状的关键支点。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以拓宽世界遗产保护资金的来源，另一方面要将保护世界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纳入投资决策流程中，阻断对自然有明显负面影响的投资。《保护我们共同遗产—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现状和建议》这份报告旨在向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展示一份保护世界遗产的行动建议清单，通过引入国际视野和良好实践阐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中的定位和作用，梳理和比较国内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保护世界自然遗产中相关制度规定和做法，形成对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应建议，从而推动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世界遗产保护融入业务，并为决策流程提供参考和依据。
对话一：政策观察
本环节邀请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门主任景峰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自然遗产部门主任Guy Debonnet先生、国际金融公司（IFC）非洲和中东区域生物多样性主管Conrad Savy先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政策项目主任李楠女士来分享他们在各自领域关于世界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重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处主任张琰先生担任本环节主持。
景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门主任
景峰博士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领域业务主要是依据可持续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理念，这也是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的基石。《世界遗产公约》自1972年通过至今已有194个缔约国，目前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有1154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包括897处文化遗产，218处自然遗产，319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包含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1.4特别强调了加强和努力保护世界和文化自然遗产。中国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首批6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止目前，中国有56处世界遗产，其中38处文化遗产，14处自然遗产，和4处文化自然双重遗产。今年在中国福州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引起全球关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和传承也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Guy Debonnet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自然遗产部门主任
Guy Debonnet先生提到关于“禁入”承诺（no-go commitment）的讨论始于1997年。当时，澳大利亚政府想要批准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开采铀矿的项目，遭到当地原住民的强烈反对。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停止这一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矿业的对话也由此开启。2003年，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组织的世界公园大会上，代表世界上27家最大的采矿公司的国际采矿和金属委员会第一次做出了“禁入”世界遗产地的承诺，承诺不在世界遗产地内开采，以及在遗产地外围的采矿项目不会影响到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除此之外，壳牌石油公司也在大会上第一次做出类似承诺，为后续更多大型石油公司加入“禁入”承诺做出表率。他特别提出，中国三峡集团是世界上第一家做出“禁入”承诺的水力发电公司，并且国际水力发电行业协会也于今年做出“禁入”承诺。金融行业也可以通过其对项目的投融资这一角色来保护世界遗产地。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已经在其环境政策中做出承诺，确保其投融资活动不伤害世界遗产地。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在第42.07号决定中鼓励金融业和其他相关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将“禁止”政策纳入其可持续发展政策，不资助可能对世界遗产产生负面影响的项目，并确保投资的公司也已做出 “禁入”承诺。中国的”生态红线”制度与“禁入”承诺异曲同工，福州世界遗产大会和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举办也为世界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讨论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应尽快做出“禁入“承诺，向世界展示中国银行业对世界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心和贡献。
Conrad Savy
国际金融公司（IFC）非洲和中东区域生物多样性主管
Conrad Savy先生介绍了IFC在生物多样性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方面的绩效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s）第6条。首先他提到IFC作为世界银行集团的一部分，其重点的投资领域是私营部门，2020年的投资组合大约在750亿美元，其中包括了发展中国家。IFC的绩效标准是其所有投资贷款业务的指南，确保在开展业务的同时保护人类和自然环境。绩效标准包括了8个不同的方面，包括劳工、资源利用有效性、社区健康和安全、经济活动造成失地的重置和补偿、原住民、文化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协同发力来解决项目中环境和社会问题。其他组织和机构也会借鉴使用绩效标准，比如《赤道原则》，国际采矿和金属委员会，油气行业、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行业，以及越来越多的金融行业机构，如非洲发展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也会对齐绩效标准。
绩效标准第6条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的重点是缓解层级方案，按照避免、最小化、修复、补偿的顺序，来应对项目带来的影响。在启动缓解层级方案之前，IFC会根据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分类，一类是自然栖息地，即基本没有受过干扰、保持原始状态的栖息地，一类是经改造的栖息地，即已经被人类改造并且自然功能严重丧失和退化的栖息地。除此之外，关键栖息地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栖息地，它可以是自然栖息地，也可以是经改造的栖息地。关键栖息地包括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区域，比如极度濒危或濒危物种生存所需的栖息地和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重遗产地。应对涉及不同风险等级的栖息地的项目，绩效标准第6条会启动对应的缓解层级方案。对于涉及世界遗产地的项目，IFC原则上不支持，除非是以保护为目的的项目，并且会咨询相关的专业机构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会鼓励客户在项目测试阶段尽早告知预警。在信息披露和申诉问责方面，IFC 会通过公开平台汇报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并向利益相关方咨询和收集反馈意见。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独立平台Compliance Advisor Ombudsman(CAO)来反映他们针对项目的投诉。
李楠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政策项目主任
李楠女士重点分享了她对中国相继出台的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政策性文件的理解。《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提出了2025以及2035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愿景、重点工作、战略要求和相关的一些制度保障。2025的相关目标中提到，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到陆域国土面积18%左右，森林覆盖面积提高24%。在保障措施方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法规里面提到了要加快自然保护地立法，同时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关工作纳入相关部门的规划和领导人的绩效考核内容当中，加强自然遗迹保护，同时鼓励制定更多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经营活动，适当开展自然教育、生态、旅游康养活动等，形成生态产品体系。全面开展并加强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专项活动，对非法侵占自然保护区、围湖占湖、破坏湿地等行为纳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范畴。因此，《意见》的出台对于各级地方政府真正落实生物多样性的国家目标，加强主流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策工具。中央政府从2017年开始连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行动”，特别是对保护区内开展采矿，采石，工矿企业和核心区、缓冲区内进行旅游和水电开发的行为进行了审查，要求及时进行纠正和整改。因此，金融机构应对涉及保护区内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项目的投资和融资要采取谨慎态度。
除了监管之外，中国在2017到2018年连续每年从财政当中拨出2600亿资金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今年11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又再次出台了《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从规划的管控，产权激励，财税支持等各个方面，构建“谁修复谁受益”的生态保护修复的市场机制。同月,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保护指南》继2013年首次出台后时隔8年进行了相关的更新迭代，同时也向公众开放征求意见。《指南》要求对外投资合作项目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果当地法律法规欠缺要遵守中国标准或者国际最佳实践，做好环评和相关环境管理工作。10月份，60家国内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共同签署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欢迎更多银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对话二：创新与实践
本环节以问答的形式来分享保险和银行业在世界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实践，以及科学和信息化技术如何支持金融行业做出相关决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自然遗产部门主任Guy Debonnet先生担任本环节主持人。
Butch Bacani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保险原则倡议项目主管
联合国可持续保险原则在2018年制定了针对保护世界遗产的具体承诺，是什么促使联合国可持续保险原则制定这项承诺？保险业对此作何反应？
保护世界遗产地的承诺与联合国可持续保险原则（UN PSI）的核心目标一致。可持续保险原则是全球可持续保险行业的标准，已被约200家保险公司和利益相关方机构所采用，其中包括了中国的保险公司，共代表15万亿美元在管资产。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环境恶化影响了世界上的很多社区群体，同时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地和其他保护区可以带来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益处，这些对于承担风险管理和投资者角色的保险行业至关重要。因此，201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支持下，全球保险行业在世界遗产大会上第一次做出保护世界遗产的承诺并于2019年制定了第一份行动指南，旨在帮助保险公司预防和减少因资助或为破坏世界遗产地的项目或公司提供担保带来的风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等全球25家保险公司加入了这个承诺并已经开始执行。2020年，可持续保险原则又制定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指南，涵盖了气候变化、自然丧失、污染、腐败和环境社会问题，旨在解决与自然有关的风险。今年成立的净零保险联盟，加入的保险公司承诺到2050年投资组合转型以减少不必要的排放，并制定与巴黎协定的1.5摄氏度目标一致的基于科学的目标。联盟和承诺也涵盖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与与自然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TNFD）。
为什么保险业、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要加入保护世界遗产的承诺？
我们面临着气候变化、自然丧失和污染等多重复问题，这些都造成了社会影响，加剧了不平等问题。经济金融的政策和监管正在向实现巴黎协定目标、2020后生物多样性目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型，进而影响到金融行业。全球金融的稳定性也取决于银行业、保险业和投资者的可持续发展。气候转型、扭转自然丧失、投资自然向好的经济为银行业、保险业和投资者的风险管理提出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遇，确保我们在健康的环境中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Celine Soubranne
安盛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安盛集团最近加入了上文提到的保险业的保护世界遗产承诺，是什么促使安盛集团做出这个决定以及这个决定如何符合集团的环境可持续整体策略？
我们认为生物多样性是对抗气候变化努力的自然延伸，并且安盛集团雄心勃勃的气候策略把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紧密联系起来。我们重点关注两个主要碳汇区域：海洋和森林，并且制定了相应的保护计划和政策。加入保护世界遗产的承诺是为了更好识别我们建设项目中对世界遗产的威胁，据了解全球已有近300处世界遗产地已经被经济活动所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识别出某项活动对世界遗产有威胁，比如油气开发、采矿、大型基建，就不会为之提供保险。
Sebastien Soleille
法国巴黎银行能源转型和环境部门全球负责人
法国巴黎银行的环境政策非常严格，把经济活动涉及到重要生物多样性区域的经济活动排除在外，包括遗产地和高保护价值的区域。法国巴黎银行是如何把不同的生物多样性风险要求和世界遗产的承诺整合在一起呢？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对抗气候变化相辅相成。我们识别出了对生物多样性有高影响的行业，比如农业、棕榈油、采矿和传统油气行业，并对其投融资设定了严格要求。对于项目来说，如果我们知道项目选址在世界遗产地内，就不会给其投融资。对于企业投融资来说，识别潜在风险就更加困难，因为要评估其所有的活动及其投资的项目是否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作为银行，我们也有义务说服企业避免投资涉及这些区域的项目并参与他们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高层对话，帮助他们进行自然向好的转型。接下来，我们会为所有客户展开生物多样性评估，并提供特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指标挂钩贷款，确保他们投资的项目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
银行怎么评估债券所支持项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效益？
我们还处在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的初期阶段，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我们采用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中的生物多样性压力评估框架，其中的5个压力指标包括土地和海洋的使用改变、对自然的直接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我们会用这5个指标评估每个项目、每家企业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程度。总体来说，要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范彬彬
中国银行总行授信管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与维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有时可同向发力，但有时两者也可能存在矛盾，未来绿色金融应统筹考虑支持碳减排和生物多样性。在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有哪些建议？
2021年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尝试发行了很多创新产品，比如支持气候转型的转型债券、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债券。生物多样性主题的绿色债券是在绿色债券框架下进行的创新，项目筛选主要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还有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有关定义，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关于绿色债券原则对于生物多样性项目的环境指标披露指引。主要项目包括以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陆地、河流海洋生态保护，生物栖息地保护，自然区保护建设，造林和再造林，可持续林业、农业以及渔业保护发展等。
气候转型的债券是用于支持传统行业向低碳零碳转型的债券是可持续发展债券，与绿色债券不同之处在于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减少环境污染和碳排放传统行业的转型项目，比如说天然气的热电联产。绿色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是用于绿色的行业，比如太阳能风能发电，清洁交通等。1月中国银行成功发行50亿人民币双币种转型债券，是全球首笔金融机构公募转型债券。2020年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与此同时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也相继宣布在2050年前后实现碳中和，全球110多个国家作出零碳承诺，这意味着绿色、低碳可持续经济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背景。投资者对于ESG债券特别是对于转型债券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也成功吸引到主权机构，银行，保险机构，私人银行等众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类国际投资者。在此次转型债券信息披露方面，兼顾了气候转型金融手册披露要求和绿色债券原则披露要求，旨在信息披露方面同时兼顾转型和绿色。9月中国银行在境外资本市场成功发行18亿人民币的两年期等值双币种生物多样性保护债券，对应了中国银行在境内生态建设示范区，山区修复，生态水网国家储备林建设等项目。
刘锐
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技术和方法如何帮助投资和企业决策，特别是与环境相关的决策？
在提高生物多样性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有效性方面，传感系统、地面监测系统和卫星遥感系统都可以为生物多样性信息采集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卫星遥感图像分析可以描述大面积森林砍伐情况，监测森林覆盖率变化，测定特殊栖息地的变化，利用这些技术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的监测体系，建立物种资源数据库信息系统，并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系统，科技人员，科研机构之间建立控制网，在加强自然保护区和世界遗产区域的科学管理方面，信息化技术、大数据技术可以进行分析和重要区域划分。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以及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生物多样性栖息地监测体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数据预警系统，进一步了解自然地保护的现状，未来的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的走向。卫星遥感数据、地理信息数据以及保护区社会经济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大数据平台和管理平台，并了解人为活动对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影响。这些技术同样也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评估项目风险。相信科学技术的支持，以及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智能化系统、人工智能系统将会为世界遗产自然保护区提供更加科学的技术支持。
吴多贵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
吴多贵先生分享了中国港湾加纳特码新集装箱码头项目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案例。该项目位于西非的加纳几内亚湾北侧，项目合同额为4.69亿美元，主要资金来源为世界银行贷款。2016年成功中标开工建设，2020年6月完工移交，主要内容为建设长1400米的4个15万吨级集装箱码头泊位，长3558米防波堤，陆域回填及地基处理等。该项目濒临大西洋，水域开阔，分布有海龟保育区等生态保护区。项目贷款方IFC要求客户采用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来管理环境与社会风险，其中包含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若影响不可避免，应采取措施使其降至最低，并恢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IFC会定期对项目进行环保与社会责任方面的审计，审计结果将影响对业主的放款。
为此，项目成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许可与社会责任部门开展项目环保管理工作，其中包括从多个维度对环境进行监测，包括空气、噪音、水质、土质、岸线及生物多样性等；聘请国际专业咨询工程师制定交通管理计划，降低对当地社区影响；聘请第三方进行植物、渔业调查，岸线监测，减少施工对其影响；开展环境清洁、垃圾分类处理、化学品处理等工作；开展海洋生物保护技术研究，进行海龟活动的影响因素评估和监测，调整施工活动，制定了一系列的海龟保护措施。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加纳海域海龟的产卵与孵化期，为了保证项目区域海龟的正常产卵孵化，项目部专门建立了海龟孵化基地，累计孵化放生海龟约1.7万只。
总结
保护世界遗产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尤其少不了私营部门和银行业的参与。通过把“禁入”承诺加入环境政策中，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确保其投融资活动不会对遗产地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为遗产地保护项目提供支持。创绿研究院将在2022年继续为生物多样性的资金问题而开展更多研究。预祝明年在昆明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成功举办并进一步推动包括世界遗产地在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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