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举办的第三期培训时长达3小时半，嘉宾们分享了各个领域的观点、机制和案例，内容十分丰富，因此，会议总结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链接）主要介绍国内和国际金融机构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案例和经验。本篇将从政府机构、科研人员和民间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视角整理，希望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方合作提供启发。我们对于准备和分享了如此丰富内容的发言嘉宾们深表感激！
2020年的系列培训告一段落，期待与大家在新的一年继续推动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的伙伴关系。关于后续信息，还请密切关注创绿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星球公社。
会议由永续环境研究所（GEI）执行主任金嘉满女士、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春秀女士、创绿研究院执行主任白韫雯联合主持，邀请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高级环境咨询顾问、金砖新开发银行高级环境咨询顾问唐丁丁先生、自然之友环境法与政策负责人刘金梅女士、兴业银行总行绿色金融专业支持处处长陈亚芹女士、法国开发署生物多样性路线图和主流话高级事务经理Naig Cozannet女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副主任Robert Adamczyk先生、英国肯特大学名誉教授Erik Meijaard教授、美国环保协会（EDF）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代表张建宇先生、英国驻华大使馆气候变化与环境组负责人Harriet Dalrymple、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海外投资、贸易与环境项目经理任鹏先生。
刘金梅
自然之友总法律顾问
刘金梅女士从法律的角度，介绍了可能涉及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投融资项目类别。除了传统污染类型项目，房地产、风电、水电等项目也可能因选址不当或运营问题，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潜在的影响。具体而言，项目可能因生物多样性影响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法律风险：一是侵占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二是直接威胁或侵占了野生动植物重要的栖息地或生境，包括国家或地方性重点保护物种；三是侵占重要生态保护系统，如红树林、湿地、热带雨林等；四时项目建设范围与生态红线交叉重合。
刘女士介绍了四个项目案例，具体分析生物多样性影响所带来的合规风险：
“这些项目因有违法问题，而面对行政罚款、暂停运营、公益诉讼甚至刑事处罚，从而对金融机构造成了现金流、声誉以及刑事后果。此外，相较于传统的污染风险，生物多样性后果的修复或项目整改因为通常涉及项目选址，修复的周期较长，通常为三至五年，其成本更加高昂。”
因此，刘女士建议金融机构重视此类风险，并加强事前和阶段性的审查，通过承诺或合同等方式让企业采取措施。
Erik Meijaard
英国肯特大学荣誉教授
Meijaard教授从他作为环境科学家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的研究经验出发，解释了投融资如何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目标保持一致。先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大型水电站项目，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但因为这个区域是濒危红毛猩猩生活的区域，而牵涉到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问题，最终各个金融机构决定撤资。除了此类生物多样性风险较明显的项目，有些环境风险较为隐蔽，例如植物油。生物多样性影响较大的棕榈油之外，Meijaard教授提到不同的植物油作物的环境影响不大相同，这些作物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作用也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恰当的监管。
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尽早意识到这些风险可以更好的避免金融领域的风险，Meijaard教授以印度尼西亚地热方面的研究为例深入探讨。地热是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地热通常在有高森林覆盖率的地方发展，当地社区对森林较为依赖，所以很多项目在对环境进行开发时，引起了当地社区的反对。Meijaard教授的团队和世界银行一起识别在印尼300多个所有可能发展地热项目的区域，分析它们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并尽早与投资者沟通，让他们了解相关的环境社会风险以及相应的减缓措施。
“早期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分析可以帮助避免后续的影响，比如红毛猩猩项目的影响。如果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影响就已经发生了，在中期采取干预措施的成本和负担肯定是更重的，所以尽早意识到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任鹏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海外投资、贸易与环境项目负责人
任鹏先生介绍了金融机构可以用于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工具，以及如何基于这些工具应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现在有多个较为公开的数据库，包括全球性的区域性的生物多样性数据，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全球范围内的物种保护，特别是旗舰物种；二是重要栖息地和自然保护地的数据，包括重要的湿地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区；三是IUCN提出的关键生态系统（Key Biodiversity Areas, KBAs）的数据库。此外，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正在与地图信息软件公司合作开发一款可量化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分析工具，为银行投融资贷款决策提供参考工具。
金融机构得到这些数据后，如何来处理？任先生主要提及了三个方面：
“一是采纳禁入政策，在早期投融资可行性研究的阶段，识别出潜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从而避免投资；二是提供优惠利率贷款，三是更加严格的撤资行动。”
中粮国际于2019年的融资是一个将融资机制与可持续供应链挂钩的良好案例，中粮国际获得荷兰银行在内的20家国际机构组成的财团支持，在巴西的农产品供应链建立可追溯性，提高企业环境社会绩效管理的工作。另一个案例是荷兰国家开发银行（FMO）资助农产品供应链公司在缅甸的农民培训项目，根据该贷款的标准，如果该公司不能满足FMO设定的可持续指标，FMO可以随时撤资，将压力传导至企业。
张建宇
美国环保协会（EDF）副总裁、北京办公室首席代表
张建宇先生从美国环保协会（EDF）的角度，介绍了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近年来，巴西热带雨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EDF运用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REDD）计划，开发出量化指标，计算减缓热带雨林砍伐的行动，这些行动可以被补偿和加以鼓励。EDF将加州碳市场和巴西避免热带雨林砍伐所形成的汇对接起来，运用碳市场机制支持巴西减少热带雨林砍伐的工作。
张先生介绍的第二个案例是加州西部的栖息地量化项目。物种栖息地的破坏和丧失是很多地区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EDF制作了一个标准化生态计量系统，对栖息地的质量和面积进行评定，将栖息地的有效面积作为一种信息，通过拍卖栖息地的方式，来向农场主提供资金，让农场主在自己私有的土地上开展濒危鸟类栖息地保护工作。在三年的时间里，濒危鸟类栖息地扩大了两千英亩，保护成本也比传统方法降低了50%。栖息地量化工具可以对濒临物种保护提供低成本、高收益、灵活的解决方案，但该项目的一大前提是有法可依，即美国的濒危物种保护法。张先生总结到：
“两个方面对于金融业参与到生物多样性很重要，一个是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认可的量化性的工具，使得生物多样性保护从定性的方法转为定量；二是法律、政策方面为生态保护提供前提，比如在生态红线政策的基础上，提供一定的灵活度，使得各方可以参与进来。”
Harriet Dalrymple
英国驻华使馆气候变化与环境组负责人
Harriet Dalrymple介绍了英国政府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济考虑。生物多样性对的经济有重大的影响，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消退。联合国环境署的一个报告显示，从1992年到2014年，全球的碳足迹翻了一倍，而自然资本储量减少了40%。英国财政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进行了独立评估，并提出保证经济发展与自然协调统一的框架，该框架指出：
“经济和人类福祉都依赖于自然资源，然而，我们的需求超过了自然的承载力，使得我们当前和子孙后代的生活面临挑战。因此，人类的经济行为应得到改变，深入地嵌入到自然发展当中，这需要我们更好地了解自然消退和资产管理的问题，我们要更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资产，包括自然资产。”
Dalrymple女士指出，我们要基于这个框架，科学、客观地改变行为。英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指南和政策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发布了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协调的政策与措施。
关于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PFB）
为了鼓励金融行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参与多方合作，创绿开展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PFB）”项目，旨在倡导金融业通过创新的金融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责任。作为PFIB项目的一部分，创绿将与合作伙伴们一同，在10月至11月举办金融机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线系列培训，与此同时，我们将持续地关注和解析国际会议进程。欢迎各界伙伴的加入！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创绿的公众号“星球公社”和官网（www.ghu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