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地格拉斯哥附近的阿德罗桑海滩，环保行动者在东北大西洋中进行了一次寒冷的游泳，以展示海洋在减轻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重要性和价值。
气候与海洋政策的融合，是近几年在国际谈判中比较热门的话题。
在刚刚结束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高级别会议上,不少国家把自己的海洋行动列为自己的气候行动，其中包括海洋保护区。也有国家把蓝色经济和沿海适应，海洋保护区放在他的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里面。同时今年的大会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是空前关注。有机构评估，对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公共资金承诺达到了200亿美元，这也是包括海洋的。会议期间也举办了各种主题的海洋边会，可以看到，既有全球的，也有区域的。有基于自然的，也有基于工程的。有防灾减灾的，也有增强韧性的，设计行业也包括航运保护能源等等。
大会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也“邀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相关工作计划和组成机构，考虑如何在其现有的任务和工作计划中融入和加强基于海洋的行动。”
当气候变化谈判要求在气候行动中充分考虑基于海洋的方案，其实在海洋政策中考虑气候变化因素的讨论在一些海洋管理组织中早已开始。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就是其中的领先者。
CCAMLR是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1970年代授权谈判产生的国际组织，主要通过渔业管理的措施来实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这些资源包括于“南纬60度以南和该纬度与构成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南极幅合带之间区域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该区域主要的渔业资源主要是南极磷虾、犬牙鱼和冰鱼。南极磷虾是南极海洋生物链的基础性生物，可以制成鱼粉和鱼油作为饲料来辅助水产养殖业。犬牙鱼很有趣，美味健康营养价值高，在国内超市俗称“银鳕鱼”，但其实跟鳕鱼根本没啥关系。南极冰鱼的血液体液中有抗冻糖蛋白，可以阻止冰晶形成抵御寒冷。
CCAMLR工作的基础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AMLR公约》）。《公约》的第二条第三款阐明了其养护工作的原则[1]：
三、在本公约适用区内的任何捕捞及有关活动，都应根据本公约规定和下述养护原则进行；
（一）防止任何被捕捞种群的数量低于能保证其稳定补充的水平，为此，其数量不应低于接近能保证年最大净增量的水平；
（二）维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中被捕捞种群数量、从属种群数量和相关种群数量之间的生态关系；使枯竭种群恢复到本款第（一）项规定的水平。
（三）考虑到目前捕捞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引进外来物种的影响、有关活动的影响、以及环境变化的影响方面的现有知识，要防止在近二三十年内南极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或减少这种变化的风险，以可持续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第三款的第二节被认为是比较早的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也就是说养护工作不仅要避免因果关系明确的威胁，还要控制未来的不确定的风险，而气候变化无疑是南大洋的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重大风险。
图3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气候变化中的海洋与冰冻圈》特别报告中的海洋和冰冻圈面临的区域性影响，可以看到其中南北极海域的情况最为复杂而且不确定性也更高，这就对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
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渔业物种的以下几个方面：例如，物种个体大小变化，物种产量变化（丰度升高或降低，产卵率，病害），物种资源分布变化（例如向暖水区移动，竞争或捕猎关系物种移动，因此被迫移动），最后就是物种季节性变化（原先受季节温度影响明显的物种，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季节温度影响模糊）。
2017年英国学者发表在Global Change Biology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20世纪三十年代和近年的温度和磷虾丰度数据，尽管明显变暖了0.74℃，但没有证据表明其浮游生物(磷虾食物)群落有变化[3]。2004年的基础研究表明：磷虾种群丰度在1980年代后期左右发生阶梯式变化，但不是持续的下降。而近年来长期的磷虾丰度调查中，最近数据几乎没有变化[4]。温度和磷虾生长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预测磷虾生长的最佳条件将向极地移动，在变暖最迅速的地区，条件的下降最为明显，这与目前磷虾渔业的运作区域相吻合。
澳大利亚南极局的科学家在2013年利用实验室条件研究了海洋酸化对磷虾卵孵化率的潜在影响，发现二氧化碳分压在1750微大气压左右（实际上就是二氧化碳占空气组成的0.175%）时，孵化率急剧下降。基于这一观察，研究预测到2100年磷虾的孵化成功率将减少20%。这将对磷虾的种群数量造成影响[5]。
冰鱼血液中缺乏血红蛋白，以适应在富氧的低温环境下生活。这种对低温环境的高度专业化的适应可能会使其对气候变暖特别敏感[6]。犬牙鱼则面临着较大风险，在2008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在海洋温和变暖的情况下，预测南极犬牙鱼的分布范围将随着冰架后退收缩。假设南极犬牙鱼对海冰边缘有亲和力，海冰的退缩就是导致范围收缩的原因。在更强的变暖情况下（最坏预期），南极犬牙鱼的分布范围变得非常有限，以至于会在30年内诱发灭绝[7]。
CCAMLR中气候变化相关的讨论开始得较早，从关注相关的科学研究开始，逐步向决策框架的整合演进。
2000年：在讨论与SCAR的合作时提及SCAR的“南极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中气候变化的区域敏感性”（RISCC）工作可能与CCAMLR的生态监测项目（CEMP）有关。
2005年：(注意到南极条约的环境保护委员会（CEP）考虑要把气候变化纳入议程)要求CCAMLR的科学委员会（SC-CCAMLR）把气候变化纳入其年间工作组会议的议程。
2006年：SC-CCAMLR建议委员会(CCAMLR的决策机构)及成员考虑以下问题：
气候变化对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是什么？如何利用这些知识为委员会提供磷虾渔业管理方面的建议。
-如何将捕鱼的影响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区分开来？
2007年：开始讨论是否要把气候变化纳入委员会和SC-CCAMLR的议程，结论是先放在SC里作为子议程。
2008年：SC-CCAMLR将气候变化放在“渔业管理的条件和不确定性”里面讨论，SCAR发布《南极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报告
2009年4月：第一次SC-CCAMLR(非正式)气候变化研讨会举行（AAD和WWF等支持）
2009年：委员会通过30/XXVIII号决议敦促更多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考虑以支持管理决策。
2010年：英国提交文件《气候变化和南极的保护区体系》
2011年：罗斯海和东南极保护区提案提出，均把“成为气候变化参照区”作为保护区的主要功能之一。英国提出保护崩塌中的冰架区域的想法。
2012年：讨论聚焦保护区，英国提出将崩塌的冰架设为保护区的提案被建议通过其他措施来实施，最终在2017年谈成CM（养护措施）24-04
2013年：气候变化首次与磷虾反馈式管理的讨论联系起来。
2014年：环保NGO观察员南极与南大洋联盟（ASOC）建议在每个CCAMLR文件和渔业报告上要尽可能注明气候变化的相关影响，中国用程序性理由阻挡，2015年挪威和英国重新提交了提案，经过多年的年间小组（ICG）的讨论，形成了《气候变化响应工作计划》，至今仍未通过。
2015年：气候变化成为委员会的独立议程。
2018年：澳大利亚、挪威、英国建议，委员会和SC-CCAMLR工作文件和渔业报告中纳入简明的气候变化影响声明。
CCAMLR的制度设计是科学支持政策制定的结构。可以看到这近二十年来气候变化已经走出了纯科学的讨论，进入了政策制定的讨论。由于CCAMLR是南极条约体系的一部分，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气候变化讨论对其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英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国是讨论的积极推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国际NGO的推动与民间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简要分析一下CCAMLR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三个行动[8]。
第一个是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磷虾的反馈式管理。反馈式管理 (FBM)根据生态系统状态信息来主动调整捕捞水平的渔业管理机制，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决策依据的生态系统状态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中需要纳入气候变化相关指标的考虑。
第二个是建立海洋保护区，把一些关键生态进程的区域保护起来可以提高生态系统在这些环境压力面前的适应力/恢复力，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可以作为参照区供科学研究。谈判中的威德尔海保护区提案和西南极半岛海洋保护区提案都非常明确把这些功能纳入了保护区的管理目标。
第三点则是CCAMLR的气候变化响应工作计划（CCRWP），这个提案希望为CCAMLR一个机制，以促进与气候有关的信息和建议的生产、交付和使用，以便委员会在实现CAMLR公约的目标时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目前的提案是一个系统的优先工作的识别框架。不过这个计划尚未通过。
CCAMLR的气候变化响应工作计划主要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1.进行结构改革和对话以改善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考虑。
2.解决气候变化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和相关可持续利用的影响。
3.保护因气候变化而面临风险的海洋生境。
4.保护因气候变化而面临风险的海洋物种。
5.减少非本地物种引进和建立的可能性。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最核心的其实是这几个问题：
1.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个决策问题？
2.考虑气候变化是否需要一个综合的框架，还是仅仅在制定具体措施的时候一事一议就够了？
3.采用综合的方式考虑气候变化的风险，是否会给渔业带来额外的负担？(这个负担是否应该让渔业来承担？)
在目前气候变化和海洋“相互主流化”的推动中，上述三个“灵魂之问”可能是所有涉海行业政策都需要面对的。在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对中国和德国国内的海洋和气候政策进行了梳理，希望能了解以上问题在国内政策中的答案。从初步的结果来看，两个国家在回应这些问题上也都还处在初级阶段。一方面，政策和规划上的决策需要已经向科学界提出，但是决策者对于如何在有限的信息基础上做出决定依然缺乏系统的方法。未来十年是可持续发展，气候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十年，在这两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参考资料
[1]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AMLR公约》）
[2] IPCC, 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特别报告（决策者摘要）
[3] Murphy, E.J., Trathan, P.N., Watkins, J.L., Reid, K., Meredith, M.P., Forcada, J., Thorpe, S.E., Johnston, N.M. & Rothery, P. 2007. Climatically driven fluctuations in Southern Ocean ecosystem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4(1629): 3057–3067.
[4] Bednaršek, N., Tarling, G.A., Bakker, D.C.E., Fielding, S., Jones, E.M., Venables, H.J., Ward, P., Kuzirian, A., Lézé, B., Feely, R.A. & Murphy, E.J. 2012. Extensive dissolution of live pteropods in the Southern Ocean. Nature Geoscience, 5(12): 881–885.
[5] Flores, H., Atkinson, A., Kawaguchi, S., Krafft, B.A., Milinevsky, G., Nicol, S., Reiss, C. et al. 2012.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Antarctic krill.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458: 1–19.
[6] FAO,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Synthesis of current knowledg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options.
[7] Modelling Present and Climate- Shifted Distribution of Marine Fishes and Invertebrates，Fisher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Research Reports 2008 Volume 16 Number 3
[8] CCAMLR会议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