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两个月后，在昆明拉开帷幕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将让“春城”成为举世焦点。中国作为世界上仅有的十七个超级生物多样性国家之一，拥有高等植物34984种，居世界第三位；脊椎动物6445种，占世界总种的13.7%；已查明真菌种类1万多种，占世界总种的14%[1]。如此庞大的物种种群数量，使得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自一开始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国家到地方，从行业到全社会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COP15之前，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指导纲领是COP10上提出的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爱知目标”）。联合国在去年9月发表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5(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5)》评估报告显示，爱知目标的20个具体目标，没有一项完全实现，只有六项目标部分达成，部分具体目标甚至持续恶化[2]。尽管全球性的履约进展并不顺利，中国在上一个十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却令人瞩目。有分析指出，在20项具体目标中，中国除《名古屋议定书》尚未由国家专门立法真正实施（第16目标）、沿海与海洋保护面积未达10%（第11目标）外，其他目标已经实现或大部分实现[3]。
中国的成功经验对于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COP15的东道国，中国搭好国际平台、完善设施与会务服务、保障会议顺利举行的努力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昆明会议为契机，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向世界分享中国方案，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共同发展。纵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程，以下四项行动对于国际社会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顶层战略，主流推动
中国的成功与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全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的措施是分不开的。这些措施包括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完善国家立法、颁布长期的整体性规划、以及发展观转变等。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中国自1993年就建立了相应的国家履约协调机制，设置“国家履约协调组”，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并每年召开会议就CBD涉及事务进行商讨与协调。2011年，由26个部门组成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成立，并由时任国家副总理李克强任主席，其旨在统筹协调全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除了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外，国家层面的法律保障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必不可少的履约工具。据统计，目前我国已颁布实施的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共20多部、行政法规40多部、部门规章50多部[4]。在地方政府层面，各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也在不断出炉，作为COP15举办省份的云南省就于2018年发布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也是国内第一个省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
在整体规划上，中国分别于1994年和2010年颁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CNBSAP）。这份中国的NBSAP勾勒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蓝图，力求到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保护。此外，生物多样性议题也已被纳入了“十三五”和“十四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成为决策者顶层规划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生态文明思想和“两山论”战略从国家层面开始的发展与治理观念的转变也是生物多样性工作主流化的保障。
科学合理的保护方式
除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以及积极的主流化举措之外，科学合理的保护方式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为此，首先需要对于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情况与保护工具有所了解。中国在1995至1997年间就已开展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来自10多个部门的管理官员和数十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百位专家参与了该项目。另外，还针对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物种资源、濒危物种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与调查工作[5]。这些工作为编制CNBSAP以及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提供了科学性的依据。
在此基础上，通过传统的保护区模式，以及创新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对于生态系统进行了系统性的保护规划[6]。截止2018年底，陆地保护面积就达到全国总面积的18%以上，超过了爱知目标（17%）[7]。除了就地保护外，也通过迁地保护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近200座植物园，约240座动物园，以及近250座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8]。为了进一步加大保护的力度与涵盖范围，完善现有的保护区模式，中国在2011年首次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并于2017年正式采纳。该制度将会把“中国至少25%的陆地和海洋面积纳入保护范围”[9]。
生态保护红线
2011年10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在重要/重点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及脆弱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实行永久保护。相比于传统的保护区，生态红线的划定区域完全基于科学，将之前的保护区所遗漏的重点区域也统统纳入保护范围，并且通过“自上而下”的设计与管理，进行大规模的整体性保护[10]。在理想的情况下，生态保护红线可以有效地“保护超过95%的中国最有价值的生态系统、100%的国家关键保护动植物的栖息地、95%的最佳自然景观资源、210条重要河流的源头、所有生态脆弱地区及生态功能区”[11]。另外，生态红线由于将森林、草地等区域划入了红线区域，因而对于气候行动中国的远期碳中和目标也有所帮助。
2019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活动中，生态红线入选了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15个精品案例。作为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制度创新”，生态保护红线具有向全世界推广的价值。
协同推进社会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健康与福祉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以来，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承担着巨大的减贫压力，同时贫困地区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空间上高度重合[12]，也进一步加重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难度。然而，中国的实践找到了一条新的绿色扶贫道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任务融入社会发展进程，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这就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第三大亮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十三五”以来所坚持的生态文明理念。为了推动生态政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已达205亿元，在贫困地区选聘1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户转化为生态护林员、生态保护员，并在全国范围内组建2.1万个生态建设扶贫专业合作社，吸纳近120万贫困人口参与生态保护建设[13]。此外，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使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在减贫中发挥作用。河北八顷村的脱贫之路便是一个突出的范例。
八顷村的生态产业致富路
八顷村位于河北省承德围场县城西北70公里处，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耕地紧缺，是河北深度贫困村之一。金莲花是一种高药用价值的稀有植物，八顷村的环境十分适宜种植金莲花，在周边的保护区内生长着野生的金莲花，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的种植产业。
2016年以来，在生态环境部帮助下，八顷村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的产业项目，成立了人工种植金莲花的农业开发公司。经过一年多的栽培，2018年金莲花喜获丰收，干花每斤100元，加工成茶花每斤卖120多元，带动了30户贫困户。同样在2018年，总投资306万元的玫珑瓜项目在八顷村成功落地，带动本村及周边村105户就业。2019年底，八顷村实现整村脱贫，村集体收入达30度万元。2019年2月，八顷村被生态环境部确定为生态环保扶贫示范村[14]。
深入参与国际治理，发挥中国引领作用
首先，本次昆明大会上，中国可以加强绿色多边合作项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研究已经显示，“一带一路”所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没有很好的评估和管理，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如野生动植物生境丧失、入侵物种扩散、非法采伐、盗猎与山火发生频率上升，并因此阻碍野生动物迁徙，增加野生动物死亡率等[15]。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倡议者与主导国，中国正努力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一带一路”。目前，生态环境部已与中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并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150余家机构成为联盟的合作伙伴，包括共建国家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智库和企业等70余家外方机构[16]。COP15作为一次全球性的会议，无疑是中国使“一带一路”倡议与CBD对接，进一步推进生态领域合作的好机会。
另外，中国也有能力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上做出贡献。众所周知，当前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执行不顺利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存在着较大的资金缺口。最近由国际林冠组织(Global Canopy)牵头撰写的《投资自然：为地球脉动融资的综合指南》中提到，当前全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约为1240-1430亿美元，而至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资金量预计将达到9670亿美元[17]。日本和韩国作为COP10和COP12的主办国，分别设立了基金用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因此，也有专题政策研究报告建议，中国在COP15上应该提出建立由中国主导的生物多样性基金，额度至少为100亿美元，每年由缔约方、公共或私营部门以及全球的金融公司增资[18]。通过设立基金，既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实施，同时也能够支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实施，尤其是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凸显中国对于全球发展的促进与领导作用。
无论是向国际推广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推动绿色“一带一路”项目，乃至设立中国主导的保护基金，都是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治理的表现。中国作为COP15的东道国，更作为一个大国，既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付出一份力量。创绿研究院将从今天开始进入“展望昆明”系列的推荐与分享，见证中国作为东道国能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生态环境部.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
[2]UNEP.《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3][5]薛达元.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进入新时代[J]. 生物多样性, 2021, 29(2), 131-132.
[4]薛达元, 张渊媛.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与展望[J]. 环境保护, 2019, 17, 1-5.
[6]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Status and trends of biodiversity, including benefits from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7][8][11]魏辅文, 平晓鸽, 胡义波等.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主要成绩,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1, 36(4), 375-383.
[9][10]中外对话.中国的生态红线可以助力其实现碳中和
[12][13]人民网. 中国特色绿色脱贫之路：生态环保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14]新华网.生物多样性保护拓宽贫困群众致富路
[15][16]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政策研究报告
[17]Global Canopy. The Little Book of Investing in Nature.
[18]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报告
本文得到实习生乐祎、李彦庆和胥逸轩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