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3展望——气候谈判关键议题分享会议总结
由斐济主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OP23）将于11月6-17日在德国波恩召开。各国将围绕《巴黎协定》落实的细则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谈判与磋商。今年6月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气候谈判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亟需社会各界发挥行动力，中国正走向全球气候治理舞台中央。此次大会将会取得怎样的进展与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基于此，创绿研究院于10月30日在中国科技会堂举办了COP23展望——气候谈判关键议题工作坊。与会嘉宾分别就气候变化的科学背景、气候谈判关键议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以及气候谈判报道的经验与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分享与交流。以下是发言与讨论精华，与诸君分享。
会议进行时
气候科学与气候治理进程
滕飞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 气候科学与政策的互动
- IPCC AR6新关注的科学问题
- 地球工程的不同意见
- 气候变化的事实以及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在我看来，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历次报告和气候变化谈判历次重要节点的成果比较来看，气候变化科学和气候变化的政策及政治进程的互动很明显。科学的进程支撑了政治的共识，政治的共识又进一步促使科学评估在气候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研究，使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气候变化的政治谈判反过来对科学评估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协定》提出的努力把全球的温升控制在工业化前1.5度的水平，以及未来的地球工程问题，这些是在政治谈判中提出的新问题清单，迫切需要科学家给予相对比较明确的回答。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的工作自2015年启动，IPCC AR6目前的大纲显示，相对于以往的科学报告在科学问题上有一些新的关注。如气候变化的突变与极端天气事件的联系、关键行业的脆弱性评估以及风险的临界点、气候变化对贫困、移民、冲突和土地使用的间接影响、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一直倡导的有关损失损害的问题以及地球工程这一个新的点。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18年9月，届时将发布1.5度特别报告，旨在研究实现1.5度的可能性、1.5度的影响和可能的路径。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大家都非常关心谈判的进程和谈判中发生的故事，其实不妨从科学评估的结论里发现其对谈判可能的影响，科学评估的结论对于谈判是非常有预见性的。
关于地球工程：负排放未来可能是长期必须要实现的方向，地球工程可能是一个新的可能的选项。但地球工程面临很多困难，下一步需要政治和科学不断地相互促进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滕飞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气候变化的事实与公众对其的认知差异：从第四次评估报告和第五次评估报告可看出，对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这一事实，科学认知很明确的，确定性接近100%。尽管如此，耶鲁大学的研究表明，至少还有30%的公众不认同气候变化。大家都在谈排放的差距，我们也要关注认知的差距，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能否及时有效的传达给相关的决策者和公众是公众和决策者有效决策的基础，特别是公众。这需要媒体朋友的努力，把这些科学的最新的进展以传播的方式有效的传递给公众，使得公众在未来接收到这些准确信息的基础上更好的有效的参与决策。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绝对不是某些国家的某些决策支持者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地球上所有国家所有公众的公共决策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大众传播在科学和政治之间未来一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气候谈判关键议题、COP23看点及潜在挑战
傅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气候战略中心博士 助理研究员
-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对形势研判
- COP23的任务和定位
- COP23关键议题的谈判焦点、看点和挑战
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有其必然性和随意性，退出《协定》影响减排、资金和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对世界大办关系格局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造成全球气候治理中政治推动的乏力和大国领导力的空缺。
美国退出《协定》造成的减排赤字：美国退出协定的新增减排缺口（12.5~20.1亿吨CO2e）若由欧盟来承担，则欧盟2030年需从原来减排40%的目标上升到70%左右。
资金赤字：因特朗普拒付的20亿美元，占GCF拖欠资金的53.9%，这部分若由日本和欧盟国家分担，则每个国家的捐资额需增加40%左右。
同时，中国正走向全球气候治理舞台中央。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此次COP23的基本任务为SBSTA 47、SBI47以及《协定》下的NDC和适应登记簿、技术机制周期性审评的范围和模式。由于美国仍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COP23以交换意见和程序安排为主，实质进展有限。
此次谈判进展有七个议题，分别为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盘点、透明度、2018年促进性对话、气候适应、气候融资。COP23焦点问题之一是中国的定位以及与各方的关系。建议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处理与各方的关系；避免炒作“领导力”，因为领导力不是自封的，而是水到渠成的。中国应正确认识利弊，做出基于事实的分析和判断；同时吸取美国的教训，注重国内共识的形成，突出低碳发展在绿色改革新政中的地位，强调低碳转型的长期经济和社会效益，并注重通过法治提升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此外，焦点还包括会议成果的形式，谈判的节奏，以及2018年促进性对话的模式和进程，目的和内涵，产出和成果。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气候治理
杨富强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应发挥的作用
- “一带一路”的争论解决途径
COP23会是一个低潮。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发挥其领导力，也有很多人认为领导力这种高姿态会给中国造成负担。这次中国十九大提出来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我想引领者比我们提出的领导力是更前了一步。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做得更好。杨富强认为世界的低潮应该是中国参与的高潮，现在低潮的时候正是我们认真思考下一个气候条约的时机，在低潮时期应该更好的宣传中国的主张。
杨富强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问题引起了正面和反面的争论。“一带一路”实行起来产生的碳排放不容忽视，需清楚的意识到带来的问题，所以提出了绿色的“一带一路”的概念。从我们国家自己的发展来讲，我们的环境保护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外的环境影响更长，而“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保护是不是可以少走些弯路，这是对我们的挑战。
9月，多家国内及国际智库、环保组织和公益基金会等单位启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平台，旨在搭建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商共建为准则，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具有前瞻性、高质量、多视角、能切实落地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在即将召开的COP23会议期间，我们要组织6场边会，讲绿色发展，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包括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2030年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是紧密相关的，国内NGO和媒体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在低潮时期十年磨一剑，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发展。
气候变化传播的技巧与经验：走向更好的气候报道
李婧
自由撰稿人
- 小众精英和大众读者两者兼得
- 气候报道进入新阶段
我不太认同气候变化的传播诉诸民族主义和阴谋论的方式，秉持理性、兼顾专业和“娱乐”才能兼得小众精英和大众读者。
过去这些年，大部分的气候相关报道都是谈判驱动或者经济转型驱动的，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做气候变化适应和弹性相关的报道，会不会引起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更多的认知，今后可以更加关注中国在国际碳足迹方面的报道。
李婧 自由撰稿人
2017: 气候变化大事件速览
郭虹宇
创绿研究院项目主管
2017年发生的气候与能源变化大事件：2017年是又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最热一年”。美国退出《协定》后，地方政府/各国/多边机制的意愿与行动发挥了愈加重要的作用。各国公布淘汰燃煤电厂时间表：意大利（2025） 英国（2025） 法国（2022），并制定淘汰燃油汽车时间表：荷兰&挪威（2025），美国加州&德国&印度（2030），法国&英国（2040）。今年9月，中国工信部启动了相关研究，制订停止生产销售传统能源汽车的时间表，以缓解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中国电动汽车将提前完成其2020目标。
郭虹宇 创绿研究院项目主管
《气候变化传播手册》发布
姚喆
中外对话气候变化战略传播官
手册从气候科学、气候影响、气候变化谈判以及气候报道这几个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了阐释。
姚喆 中外对话气候变化战略传播官
问答精选
Q1：目前仍有一些专家、领导不认同气候变化科学上的定论，特朗普政府退出《协定》时遭到各方谴责，但也有参议员不以为然。我们怎么与对气候变化持怀疑立场的人交流？
滕飞：我认为这些都是能理解的，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他们有自己的优先排序。
作为一个气候变化的研究者，我们觉得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它同政策制定者的短期的优先事务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个联系他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责任向他们传达这个信息，开展尽量多的对话，让他们意识到问题之间的联系。
还有一个值得参考的方法是把气候变化这件事与你要对话的那些决策者以及其他大众最关心的事情建立起联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比如把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治理相联系，可以增加圈外人士接受气候变化相关的论据和观点的可能性。有些人只是不知道这个信息，我们只希望把这个联系建立起来，从他可以接受的角度去说服他。
问答环节
Q2：对这次COP有什么样的希望？怎样算是失败怎样算是成功？
滕飞：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小年，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同时要注意到从巴黎到马拉喀什以来，主要工作是为《巴黎协定》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往往魔鬼就在细节中，实施细则虽然是很琐碎的东西，但它往往决定了未来《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能否实现。
从今年以及未来几年看，我个人觉得很难定义它的成功和失败，它的目的都是要为《巴黎协定》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这个细则的好坏我们今天很难判断。在细则实施和2018年第一次对话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判断目前我们做的这些机制有没有真正实现《协定》的目标。当然最直观的判断是它有没有按原来既定的时间表完成细则的制定，但这些细则的质量或者细节本身比它的时间还要重要，它的质量只能在未来的促进性对话和盘点的实践中检验。
我个人的看法是《协定》的框架在扩大参与上是成功的，但是它能否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这个需要进一步观察。希望各位媒体同事能集合所有力量，让普通大众对气候变化真正能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和认识，能够形成一个公众决策的基础，这个才是未来能推动各国采取更强的气候变化的措施进而实现提升的路径、实现《巴黎协定》最实质的基础。我们更多应该做的或者《巴黎协定》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选择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根植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解决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而不是依赖少数的精英政治或仅仅通过谈判本身，这些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杨富强：第一，这次大会应该是一个比较平淡的收场，因为我们不可能期待一年就能把所有落实《协议》的细节都落实。美国提出撤出，但正式退出是2020年，对很多议题有权干涉，他要在谈判的时候设立各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期待有很大的进展。
第二，我同意一定要有政治基础，政治基础就是民众，公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倒退，是因为美国公众投选特朗普，他们肯定在气候问题上支持他。反过来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欧洲的政党在气候问题上倒退这么厉害，他们只是反对移民、社会福利等问题。对中国来讲还是有公众的参与，今天讲的传播、媒体的责任、NGO的责任，这十分重要。
第三，气候议题在目前背景下不会突出。欧洲在忙着搞移民、经济发展，气候问题就不是大家所要关注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的是看欧洲几个重要国家，比如德国、英国、丹麦，主要是北欧等国家。北欧国家能不能跟中国在COP会议上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这次COP大会肯定是一个平淡的收场，如果有的话能掀起一些小的波澜。
Q3：谈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今年数据是什么样子？五年之内呢？五年期间中美之间可能的气候合作有哪些？二氧化碳排放这个市场有很多政策在同时进行，低碳减排路径的选择，您的判断是五年之内哪些手段是主要的哪些手段是辅助的？碳市场五年之内会是什么样的地位？
杨富强：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比较微妙的，我们外交总路线是保持大家斗而不破，互利互惠，大家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现在主要的议题是中美双方首脑会谈，气候问题恐怕很难列入。
煤炭消费问题，今年应该是持平或者略微下降，这个下降不可能抵消其他化石矿石能源消费的上升，比如天然气、油的上升。，前几年煤炭消费下降的比较厉害，把化石矿石能源消费上升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抵消掉了。，但是今年有抵消不掉，有这种的风险。，如果我们同时能控制把油控制油的增长不那么厉害，使其缓慢下降的话，这样对我国我们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不确定性会有所帮助。明年估计经济增长不会像今年6.9，会稍微下降一点，明年看情况，五年间煤炭应该继续回到比较高的下降态势。
关于碳市场这个问题，欧洲走在前面，但不是很景气，中国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这几年的经济变化太大，收集数据收集、数据的可靠性、分配的方案都处在很不确定。因为中国政府做了承诺，碳市场肯定要推进，今年肯定宣布要有启动全国碳市场，只是但参加的部门最多三个。但是碳市场肯定要推进，因为中国政府做了承诺，但这两三年不可能不会在减排上发挥很大作用。
滕飞：很明显特朗普政府至少在任期内不会采取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我认同在接下来的中美关系里边气候变化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亮点。
碳市场的问题，我的判断略为悲观，未来五年碳市场在中国的减排效果上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碳市场目前还难以克服中国的制度内在的惯性，碳市场本身是解决不了这些惯性的，需要其他的改革来配合。目前来看这些市场改革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五年碳市场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但如果其他领域的改革能很快的推进和开展，和碳市场相叠加还是有很大减排的可能。
未来5年的煤炭消费和排放不会有大幅度增加，这点我认同，但是是否会有大幅度下降也是取决于我们发展的内在动力能否找到新的动能或者我们发展的模式惯性能否被克服。惯性有三个，技术、制度、行为。下一轮经济触底重新增长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脱离以往投资拉动高耗能行业带动的发展模式，是决定未来几年排放和煤炭消费接下来路径的主要原因。不管怎么样，排放跟煤炭消费应该已经处在一个平台期，当然会有些小幅波动，是否能快速下降取决于发展内部的动能能否有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