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先生，祝你好运！”
在法国获得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下称巴黎气候大会）主办权后，与会者纷纷向身为大会主席的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说出这样一句话，意味颇深。
“我现在每天都能感受到举办气候大会的艰辛，但仍觉得有很多理由可以支持。我们期待本届气候大会能够取得成果。”在5月16日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新闻发布会上，法比尤斯如此表示。这是他作为外长以来的第10次中国行，相比过去访华多是谈双边合作，气候大会主席的身份显然让这位外交达人“压力山大”。
当2009年，被称为“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后，似乎没有国家再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法国于是成为三年前唯一提出举办COP21意向的国家。
按照之前的日期限定，本届气候大会将成为未来全球气候协定（2020年后生效）谈判中的里程碑，即以2011年德班会议商定的结果为主线，所有缔约国通过一项有普遍约束力的协议，对气候问题作出承诺。
据法比尤斯介绍，本次巴黎气候大会力求达成四个目标：
首先是联合195个国家达成一项气候问题的国际协议，使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其次，在大会召开前，促成各国针对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即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自主承诺的减排量，简称INDC）；第三，回答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力求在2020年前，能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遏制气候失常；最后，关注非政府方面的努力，达成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参与的“提案进程表”，作为对INDC的补充。
法国的最终信念是在巴黎组成一个“气候联盟”，不仅汇聚所有国家，还有私营部门、地方政府、科学家，当然还有公民等一切有良好愿望之人。
截至5月中旬，全球共有38个缔约方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提交了气候行动计划，并表示各自INDC的减排目标不会开倒车。而90%左右的缔约国有望在10月前公布自己的INDC。
据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项目专员郭虹宇介绍，以前类似《京都议定书》等协议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而现在的INDC是自下而上的，让各国主动提出自己的意愿。此外，INDC既要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也要兼顾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等要素，这也是出于公平性的考量，对调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起到一定作用。
创绿中心是一家中国本土的环保公益组织，关注气候变化、绿色金融以及水安全等问题，推动积极的气候与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
美国于2015年3月31日正式提交其气候行动计划，成为继欧盟之后第二个提交INDC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在INDC中承诺的目标需要其加快现有能源转型步伐，但创绿中心的报告指出，根据温室发展权（GDRs）框架的计算，这一目标对于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两度以内的目标尚不充分，与美国的历史责任和现有能力也不相称。
中国预计将于6月向联合国提交其INDC。在去年与美国达成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首次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峰值。近期的研究也表明，中国若能加速能源转型，可以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峰值。在法比尤斯看来，大国的榜样作用不可小觑。“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改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如果没有中美的支持，气候公约就失去了意义。”
但是否通过各国自觉的行为就能达到法比尤斯所期望的目标呢？
早在2011年的德班气候会议时，英国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特别代表约翰·阿什顿曾提出，一个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协议框架不可能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的“安全”范围内，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政府确立了《气候变化法案》，将碳预算写入法律。
对此，法比尤斯承认，这需要打一个问号。“一些专家告诉我，从目前的情况看，要达到控制增温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很难。但是，如果将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种组织机构（如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的贡献加在一起，也许我们有望达到这一目标。”
在法比尤斯发表完激情澎湃的讲演后，几位气候领域的中国专家在场外与法国使馆科技处的官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中方专家指出，尽管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没有理论足以证明2摄氏度升温是极限，而对于不同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来说，升温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2摄氏度阈值”最早是欧盟2005年在其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随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UNFCCC分别将其作为温度升高上限的依据。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正式采用其作为控制温度上升的最高上限，并以协议的形式通过。
“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结论，只是一种设想。未来升温幅度何时超过2摄氏度也并不确定。”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院周天军向《凤凰周刊》记者坦言，“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种政治决策。”
郭虹宇则认为，2度目标的概念比较抽象，技术上衡量温升2度的挑战较大。因此，也有智库提出过更具体且直观的量化目标，例如，在2050-2100年间尽早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但她也表示，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无可争议，如果变化超过阈值，人类最终还是负担不起的。“因此，即便气候谈判具有政治考量，我们还是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发挥领导力，增强全球减排行动，展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
另一个外界议论较多的难点是老生常谈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即发达国家更偏向于通过市场融资解决气候资金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资金援助、技术转移等要求可能将模糊对待。
比如，美国INDC就被认为只体现了减缓气候变化目标，而在气候适应、资金、技术转让与能力建设方面并未做出承诺。创绿中心的报告认为，后者与减缓同样重要。美国缺失这些要素，也许会对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产生一定影响——尤其对于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历史责任比较小、但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影响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INDC不仅将表明一个国家自身气候行动的雄心，也反应出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行动的期望，最终体现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对气候公平的认知。”
针对资金问题，法比尤斯表示，将在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作为绿色气候基金，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绿色气候基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在2010年的坎昆大会上被最终确定。其第一批项目将体现对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资金量。
巴黎气候变化谈判大使、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特别代表劳伦斯·图比亚娜此前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绿色气候变化基金是非常好的融资工具，但需要增加其他融资来源。因此法国正在尝试与金砖国家谈判，希望得到拉美等地区性开发银行的支持。法比尤斯此行还特别加上了近来热度很高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不过，直到去年的利马大会期间，该基金总额才勉强超过100亿美元，与协议要求相去甚远。
“此次协议中将包括技术转让内容，会考虑一些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获得类似的技术。”同法比尤斯一道参加发布会的图比亚娜介绍，作为东道国，法国会推广合作平台，该平台会让企业和政府有一个空间建立合作，尤其在能源领域。
“我们的想法是，在巴黎展示一些可以大量降低清洁能源成本的新技术，比如氢、碳捕集。对于使用火力发电厂的国家而言，这样的技术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展示节能建筑方面的技术来证明这些技术现在已非局限于实验室之内，已经可以推广。”图比亚娜说。
对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教训，图比亚娜曾指出，应改变互相指责踢皮球的态度，要一起“战斗”，让没有参与过程的国家参与进来。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是，要走出“我做得很好，你却没履行”的这种谈判模式。“谈判本身的逻辑需要改变。”
法国使馆科技处的一位官员则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气候谈判异常复杂，即便我们可以总结2009年的教训，也不意味着此次就一定能获得胜利。但是，法国会以最诚恳和中立的态度去对待各与会国，力求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
对于坊间消极的态度，法比尤斯做出自己的解读：与以往相比，一些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一是，科学研究进一步证明，“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这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二是，一些企业已意识到，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努力，也可以成为发展的契机。比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但近年来也正在发展成为最大的环保材料、环保产品、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国之一；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有必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15年前，如果你想让一个国家宣布自己的减排承诺，可能还是一件不实际的事。但是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在着手做这件事情。”法比尤斯总结道。
来源：香港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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