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注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进行的关于建设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讨论，以及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南极公海设立海洋保护区是制度上的创新，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并贡献智慧。我们跟进保护区设立的谈判、组织跨界对话，推进国内对此问题的有益讨论，吸引更多普通民众对南极和海洋保护的关注与讨论。
环绕南极的海洋因环南极洋流的发现而被命名为南大洋。由于风高浪急，而且受到南极条约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的管制，人类活动相对较少，南大洋是世界上仅存的大型完整生态系统。作为南极条约体系的一个部分，CCAMLR通过预警性的和生态系统的方法来管控南大洋的渔业捕捞活动，为渔业活动设立了严格的捕捞配额和技术规范，成为渔业管理的领先者。
自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以来，全球对建设有代表性的大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呼声和承诺越来越高涨。在此背景下，为了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进程，特别是生态系统在海水暖化和酸化大环境变化下的韧性，同时为科学研究设立参考区域，CCAMLR于2005年启动了在公约区域内建设海洋保护区网络的讨论，并于2009年在南奥克尼群岛设立了第一个海洋保护区。2012年罗斯海和东南极的两份各超过两百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提案正式进入谈判。由于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的反对，罗斯海提案中海洋保护区的面积从2013年的230万平方公里缩减为2014年的132万平方公里，东南极洲提案中海洋保护区的面积从2013年的163万平方公里缩减为2014年的120万平方公里。四年过去了，尽管期间出现过几次折中方案和尝试，但迄今为止，每年的议谈都是无果而终。与此同时，威德尔海和西南极半岛保护区提案的设计工作已经相继开始，CCAMLR在面临着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将到来的局面。
在南极主推海洋保护区的国家多数是在南极捕鱼较少而国内保护地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例如美国，欧盟（包括德国和法国）等。而在南极捕鱼较多的国家例如挪威、日本、韩国等则在原则上支持保护区的建立，只是对于应该如何建有一些具体的看法。中国于2007年正式加入CCAMLR，并于2009-10渔季开始在南大洋进行磷虾探捕的工作，截至2015年，已经成为继挪威和韩国之后最大的磷虾捕捞国。出于地缘政治和渔业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中国在海洋保护区的讨论中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多次和俄罗斯一起反对了海洋保护区的提案。直到2015年，经过中美之间的多轮对话和共同努力，中国终于公开表态支持了修改后的罗斯海保护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我们从2012年加入南极海洋保护联盟开始，作为唯一一家中国本土环保组织，见证了整个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对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设还是缺乏内生性的动力。一方面，世界通常做法是等出现问题再进行保护，而南极海洋保护区则是要在还没有发生问题时提前主动采取保护，这种预警性的方式尚没有得到中国的认可，特别是当中国对于磷虾资源开发的前景还抱有一定预期的时候，对于激进的预警方式是比较谨慎的。另一方面，虽然《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主张，但是地缘政治的阴影并没有褪去，中国和俄罗斯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在南极有领土主张的国家所试图推进的制度具有天然的戒心。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公开发布自己对于南极的核心利益、战略和主张，使得在具体事务的谈判中缺乏大战略方向上的指导，导致在谈判中常常处于守势。
我们作为一个环保组织，致力于为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决策提供更多的智力和意愿上的支持。通过举办多场综合国际法，国际关系，渔业，自然保护、旅游的跨界讨论和研讨会，我们希望让中国的学者、专家有更多机会来思考，产生观点碰撞，为政府决策提供观点。此外，我们也通过举办公众活动和广泛传播，吸引更多普通公众来关注南极，关注海洋，支持全球公域的环境保护，逐步培养民间的南极文化，支持我国的极地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