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第四十届南极条约协商会在北京圆满闭幕。南极条约自1959年12月1日签订，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富国俱乐部”，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由封闭转向开放，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陆续成为了南极条约的协商国。到了九十年代，代表环境非政府组织（NGO）的南极与南大洋联盟（ASOC）也被接受为观察员开始参加南极条约体系的相关会议。创绿 研究院 于2012年开始作为ASOC在中唯一的中国民间机构参与南极条约体系下的相关进程。
我们于5月31日在鸿芷咖啡馆举办了南极条约分享会，邀请到南极与南大洋联盟（ASOC）的代理执行主任和创绿 研究院 的南极问题研究员，为我们讲述NGO在南极条约体系下的角色与作用。
发言嘉宾
Claire Christian ASOC 代理执行主任
Claire Christian女士自2009年起开始在ASOC中工作，在南极环境的相关问题上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她曾为国际治理会议撰写过大量文章，主题范围从船只规范到海洋酸化。Claire致力于教育和激励全球人民和政策制定者保护南极洲及其周边海域，将其作为世界上最后一片荒野地区。她在ASOC工作期间，制定了许多影响南极环境的相关政策和战略措施，范围涵盖旅游业，渔业和气候变化。
陈冀俍 创绿研究院研究员
自2012年开始参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和南极条约的相关会议，推进条约体系和中国国内中对于南极海洋保护区问题的讨论，是参加南极治理进程中国唯一的民间代表。他撰写了多篇相关的博客和专业文章，为公众和专业学者了解此议题提供相关资料。
一、南极条约体系的背景
在南极条约签署之前，人类在南极的活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早年的科学探险和捕鲸者和捕海豹者
第二阶段：发现与科研的英雄时代（1882-1940s）：当时南极的地图逐渐完整，出现了一些探险和科考活动。当时的国际惯例是殖民主义式的先占先得、瓜分资源，但C. Weyprecht提出保护南极，共同开展科研活动，1882/83年成为第一个国际极地年，Weyprecht也成为建议南极科研国际合作的第一人。
第三阶段（1945年之后）迈向和平与科学之路：存在争议的领土主张和美苏冷战以及核武器的阴影，推进相关国家考虑通过国际法来解决南极问题。当时有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是取消所有领土主张，由联合国代管；二是瓜分南极；三是冻结现状。
1959年签订的南极条约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主权声索国同意搁置领土主张，把南极保护起来，实现非军事化和无核化，确保科研自由并鼓励开展科研上的国际合作。搁置或者说冻结领土主张的意思是：1）现有领土主张不取消也不承认，2）任何新的活动不能成为日后领土主张的依据，而苏美则保留了领土主张的权利。
南极条约体系还包括后来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例如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环境保护议定书及其他管理措施等。南极条约在方法和价值上与联合国下的环境公约存在一定的联系。
二、NGO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角色——以ASOC为例
ASOC建立于南极矿产条约的谈判时期。当时南极条约下的会议是闭门会议，NGO没有资格参与其中。所以NGO最初的参与是在场外，包括在国家政府门前的示威活动，绿色和平甚至为了倡导自己对于在南极设立“世界公园”的愿景，在南极建立了一个考察站，向世界证明在南极可以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开展科研活动。为了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环境保护组织开始建立联盟，南极与南大洋联盟由此形成。
上世纪70年代晚期，NGO关于南极的活动有两个主题：阻止矿业开采，以及如何在海洋上设定环境保护公约。二者都卓有成效：矿产公约在谈判结束，大多数国家已经签署的时候，在环保组织推动的舆论压力下，法国和澳大利亚提出放弃矿产公约，重新谈判一个环境保护的条约，最终在1991年签署了1998年生效的《南极条约的环境保护议定书》，禁止了南极的旷野活动。海洋方面，1982年生效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采用了“预警性原则”和“生态系统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引领者。
同时，环境NGO还致力于推动南极条约体系的公开和透明。在1980年代，NGO推动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提出关于南极的讨论，最终使得南极条约体系向更多的国家开放，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进入其中。
在《环境保护议定书》签订后，南极与南大洋联盟被南极条约体系接纳为观察员，开始在会场内跟进南极条约体系的谈判。现在，ASOC参与南极条约相关会议已经成为常态，ASOC的主要作用是在会中提出一些前沿的问题，并把公众和科学家的关切转化为技术性的建议。同时ASOC也与关键国家的代表团保持联系，通过非正式的斡旋推进议题的进展。
目前ASOC的主要工作主要聚焦在1）南极海洋生物养护资源委员会框架下，管控捕鱼和设立海洋保护区，2）旅游活动的规制，以及3）在南极体系内对气候变化进行回应。
结束语
在政府不作为的时候，环境NGO的责任是像那个小男孩一样来戳穿皇帝的新衣。但是当政府决心开展行动的时候，环境NGO就可以成为政府同一个战壕中的伙伴。伙伴的角色对NGO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能用更科学的高质量的信息、更加专业、理性、扎实的分析和建议来获得政府的倾听？这都是创绿在不断求索的问题。
（图片来源：创绿研究院、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