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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第二工作组报告解读材料_Media Briefing
2014年3月31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 AR5）第二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14：影响、适应和脆弱性》发布。与相对长期且需要政府主导的减缓行动相比，适应与人们的生计息息相关，更为现实和紧迫，需更多社会力量的努力。近几年，一些关注气候变化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开展了多种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从灾害预防、减贫、粮食安全、生态和水资源保护，到推动能源转型、低碳社区以及在气候公正的讨论，中国民间组织在气候变化上正逐渐形成共识和共同行动。就IPCC报告的相关内容，一直活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中国民间气候变化工作组包括创绿中心、乐施会、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全球环境研究所、绿色和平、大自然保护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内的7家民间机构做出如下共同回应：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适应与减缓是两个抓手。过去几年，政府高度重视减缓，已出台一系列低碳发展方案，在节能降耗、产业转型技术创新、低碳城市等减缓方面增加投入，并取得瞩目的成绩。与之相比，国家在适应上的行动略显缓慢。90年代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因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多亿元，死亡2000多人。气候变化对中国的粮食安全、生态系统、水资源以及沿海地区生计和贫困问题的影响将日益加重，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中国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应对多重挑战，适应气候变化也因此尤为重要。”
“2013年底，中国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这是中国第一份国家层面的适应战略，反映出国家对适应问题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开始推进适应工作的顶层设计。目前，适应工作仍处在理论研究和机制设计层面，在具体实施措施、关键技术采用以及参与部门的联动还很欠缺。下一步应该重视将适应问题落实到不同的区域和部门的发展规划中。”
“中国的农村地区暴露度高，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贫困地区。虽然贫困地区往往不是主粮产区，但极端气候事件更直接地影响到这些地方的农作物减产、农民的生命安全和生计保证，这些问题还需要被进一步重视。在生态脆弱区域，气候变化和人类影响双重作用加剧了生态退化，削弱了生态系统的自适应能力，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频率强度增加，需要守住生态红线，整合工业方案和生态解决方案，并针对气候影响和灾害风险进行预先规划，制定灾害应急预案，加强灾害风险管理，加强城乡灾害风险防范与适应能力建设。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城市的影响不可轻视，目前除了上海和深圳少数几个城市对适应做出区域规划，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做出适应的规划和措施。大城市中，逢雨必涝和逢旱无水的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同时也反映了生态问题导致自然基础设施保护和缓冲功能减弱。此外，与全球适应资金不足的情形相似，尽管中国有部分公共财政投向了农业、水资源、海洋、健康和气象等领域，但在适应领域的投入资金远少于气候减缓，而且由于适应的投入在短期内很难有经济回报，这就让私营部门和资本市场也很难进入。”
“IPCC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观测、区域脆弱性分析及其风险的预测结果，再次提升了全球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适应并不是被动的调整自己以接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而是要主动的提升基于预测的防御与减轻气候灾害的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方需要重视减缓和适应的协同效应，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政策体系中。此外，要加快气候立法进程，为构建包括提高适应的科学基础和能力、制定合理的适应目标、适应工作的管理制度和机制安排、有效的考核和评估体系、资金保障等要素在内的适应气候变化机制提供法律基础。”
附：中国民间气候变化工作组（China Climate Policy Group-CPG）由多家活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NGO组成，基于各自在气候领域相关的工作，各机构就IPCC最新报告的最新点评如下：
创绿中心：国家的公共财政已投向农业、水资源、海洋、气象等气候变化的适应工作，但相比减缓，投向适应领域的资金相对不足，也未得到私营资本的重视。适应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需要明确的体现在政府职能和公共财政管理体系中，建议中央财政将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分别纳入到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并加大适应领域的投入资金。同时，降低私营资本进入适应领域的门槛，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适应气候变化的领域中。
乐施会：相对于全球粮食需求每十年上升14%，气候变化会导致全球农业总产量每十年下降两个百分点，并会导致粮价的高企和不稳定。乐施会估计全球谷类食品的价格到2030年会翻一倍，其中一半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而这可能使人类对抗饥饿的行动倒退数十年。温度上升1.5度就会对我们的粮食系统带来严重影响，而IPCC的最新报告中强调升温3-4度带来的粮食危机失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本世纪后半叶，这种失控就会发生。呼吁政府和商业机构现在就采取行动来阻止气候变化带来的致贫或返贫，这些行动包括提高社区的适应力、加大减排力度和推进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的达成。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建议国家的适应战略重视淡水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强适应气候变化与气候灾难的能力。保护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建立物种走廊等以减少物种灭绝风险；保障农村地区的淡水供应，加强建设人畜饮水设施与节水的灌溉方式，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来提高水资源管理能力和适应能力；通过生态的方法对洪水、干旱、内涝、泥石流等极端灾害进行预防，并设立专项气候变化救灾基金。
全球环境研究所：希望中国各省市政府官员能够运用科学的、透明的、可量化的工具来分析和评估低碳发展政策，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制定政策，以增加可实施性和有效性，更好的实现经济发展和碳强度降低的双重目标。
绿色和平：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随着气候变化严峻程度的不断提升，气候适应问题的紧迫性已毋庸置疑。与主要针对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减缓工作不同，适应面临更多的交叉学科和治理领域。由其本身特性决定，适应问题在获得资金、技术支持等诸多方面也将面临挑战。适应问题的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都要求对该问题的研究与政治重视更进一步。
大自然保护协会：气候变化影响着洪水和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防灾减灾等各方面的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适应气候变化，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应当包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以帮助人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和气候灾害的能力。我国在诸如确定适应目标、制定适应行动方案、在产业升级转型和城镇化的进程中探索适应与减缓协调开展的工作机制、有效整合人工设施和自然生态适应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还大有探索空间。这需要集合政府、学界、企业和NGO多方的力量，开展广泛和深入的国内外合作和研究，在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创新适应机制和技术的尝试与示范。
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不可分割。建议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要加强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和管理，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绿色生态屏障，抵御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比单纯的通过工程手段应对气候变化更经济可行。同时，能源结构的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根本途径。我们认为中国的电力部门“去煤”是可行的，而且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潜力巨大，中国政府能够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去煤”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以缓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能源进口的压力，并从根源上解决雾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