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是消除贫困与不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进程，双多边机制对于气候治理的推动，以及中国的气候政策与行动。
2017年9月8日，大西洋面上首次同时出现三飓风凯蒂娅、玛丽亚和何塞。图片来源：NOAA
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的燃烧支撑了人类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而燃烧导致的排放给环境与气候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观测结果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超过1°C，由此引发的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脆弱人群和生物多样性首当其冲。
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气候治理由此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各缔约方的努力下，《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达成，是第一份设定强制减排目标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然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能按计划对《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之后作出安排，气候谈判陷入低谷。六年后，巴黎气候大会上，196个缔约方通过了《巴黎协定》，让全球气候谈判重新回到政治议程的高峰，同时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模式。2016年10月5日，《协定》正式生效。尽管此后美国政府宣称要退出《协定》给全球治理蒙上一层阴影，但美国州政府、私营部门和公众对气候行动的支持让人们看到非国家主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愈发显著的作用。其他各国的不同主体也通过行动证实发展可再生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是全球共识。
在重拾信心和凝聚共识的过程中，不少国家尽其所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也包括在内。作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影响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举足轻重。而这种影响力与中国国内环境保护方面的改革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一方面，环境污染问题倒逼国内的减排行动；另一方面，国内解决环境污染行动的阶段性成效又推动了中国做出国际承诺的信心，推动气候外交。
“十一五”至“十二五”是环境保护进入中国主流政治议程的十年。环保总局升级为环保部，各种环境法规的修订不断开展，“生态文明”作为主流政治被写入宪法。推动这种变革很大的一部分力量来自民间的压力和呼吁。反垃圾焚烧和反PX的群体事件以及公众对雾霾的担忧，把环境问题的解决与执政核心目标紧密联系了起来。社会关于环境保护和低碳减排也形成了空前的共识。“十三五”期间，国内就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能源转型展开多种举措，有望实现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占比从2014年66%下降到2020年的57%，提早达到碳排放峰值，同时助力中国空气污染治理目标的实现。2018年机构改革后组建了生态环境部，整合了环保部职责、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以及污染治理职责等，进一步改进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机制。
随着在全球贸易投资与环境治理中参与的日益深入，中国正通过G20峰会、“一带一路”倡议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等多边治理机制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作出自己的贡献。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气候变化影响下，人类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命运共同体”。对于全球实现气候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未来中国国内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中国所推动国际合作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过去十年，凭借在议题传播和公众参与方面的优势，民间组织正在为中国积极参与气候治理和推进低碳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2010年天津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年间会期间，60多家中国民间机构联合组织了20多场边会，是中国NGO参与国际环境类大会规模最大的一次。之后，民间组织持续关注国际气候进程，在谈判现场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同时开展相关的政策研究。其中，中国公布量化排放控制目标也与环保组织的多年呼吁和倡导分不开。通过提出一些前沿、创新的话题，搭建与学术、政府、企业的跨界对话平台，中国的民间组织也推进着国内气候与能源议题的讨论。例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社区气候适应、绿色金融、分布式能源融资、气候变化立法等。
中国可持续发展不会一蹴而就，这个进程必然会充满成就与挑战，也将是持续且漫长的。我们相信公开透明、着眼长远和富有建设性的政策探讨，对于推动中国理性的、有效的和兼顾公正的低碳转型具有积极作用。作为本土环保组织，我们希望通过独立研究，跟进气候谈判，组织跨界讨论，推动利益相关方针对气候行动与能源转型议题的政策研究与对话。我们也通过开展气候与能源议题的战略传播，提升公众对气候行动所具有的多重效益的认知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