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湖北碳交易市场启动;5月,重庆碳交易市场也将正式启动。至此,我国将形成七大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市场。我国去年启动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碳排放额度的交易来推动企业节能减排。据悉,相继开放的六大省市碳交易市场已逐步形成了我国的碳价格。目前6个试点地区的交易量大约是250万吨左右,交易额达到7000多万元。然而,业内人士指出,“风生水起”的碳市场是否能够真正促进节能减排,总量设定的水平至关重要,这是整个机制中最核心的顶层要素。而纵观目前碳交易试点的情况,总量设定存在一定潜在漏洞和风险。
绝对总量不确定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现阶段我国的能源和CO2减排目标仍是基于单位GDP的强度目标,因此,各试点地区的总量设定也是基于强度目标和GDP增速来确定的。“这其中,深圳最为彻底,直接使用相对总量。其他试点虽称之为绝对总量,但由于GDP增速本身有不确定性,地方对GDP增速过高,而纳入碳交易体系的行业发展增速与GDP增速又是有差别的,这就很可能导致这种‘自上而下’的排放量计算高于实际的排放量。进行总量设定,通常要采用经济模型,建模对时间和能力投入都有一定的要求。特别是在较短时间情境下进行模拟(未来三五年),会造成数据及准确性不足等。”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气候政策研究员李莉娜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现阶段,建模对纳入行业的企业的未来排放估计工作还需完善,不少试点的评估尚存在缺失。
相关数据先天不足 缺乏“兜底”机制
碳排放总量的估计离不开对现有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摸底”,各个试点在这方面普遍存在先天缺陷。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REEI)副所长林佳乔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我国为完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相关规定曾进行的碳核查数据,无法满足支持地方试点的要求。“原因一是其时间滞后,2012年完成我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中的排放清单采用的是2005年数据;其次是统计过程多为临时性质的项目制而没有机制化;最后是因为碳市场要求的企业层面的数据,而之前的数据统计的是行业和区域,如省一级的温室气体排放,而非进入到企业层面。”
林佳乔表示,随着节能工作的深入,“十一五”期间逐步建立起企业能耗监测报告机制,但温室气体并不在现有的能耗统计制度范围之内。因此各个试点都自下而上报告历史数据,或政府组织第三方进行核查等方式来进行“摸底”。“考虑到时间较短、涉及行业和企业多、统计能力和方法上可能存在不足,以及企业本身多上报历史排放以便多获得配额等因素,数据质量很难有保证。”
然而,专家指出,欧盟碳市场为避免此类问题也采取了一定措施。中创碳投战略总监钱国强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欧盟碳交易机制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免费配额发放中特别设计了“矫正因子”,这在前两个阶段(2005年~2007年,2008年~2012年)各国设定“国家分配方案”时也被不少国家采纳,即所有设施的配额加总一定不能高于提前设定好的总量水平,如果高的话,则统一打一个百分比的折扣。“我国地方碳交易试点缺乏类似的‘兜底’机制,增加了配额发放过多的风险。这很可能导致市场稀缺性不足,使企业的‘减排’动力也相对不足。”
专家指出,增长空间的预留增加了市场中配额稀缺程度的不确定性。“有些地方在进行总量设定时,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为未来的行业企业增长保证足够多的空间,例如给具体的增长系数,或者预留一定比例的配额。系数的设定和预留的比例相对主观,而这些都增加了市场对总体配额稀缺程度的估计难度,潜在减少买卖配额的动力,降低了市场的活跃程度。”钱国强表示。
总量的浮动易产生“反向激励”
林佳乔表示,总量在每年的实际碳排放报告和核证,以及经济运行情况的基础上,对前一年或后一年总量进行事后或事前改变,是不少试点普遍倾向的方案。“这与增长系数和预留类似,同样增加了市场对总体配额稀缺程度的估计难度,减少了买卖配额的活跃程度。更明显的缺点是,基于新的排放或经济数据对配额数量进行调整,容易产生‘反向激励’,从而鼓励企业增加排放,以获得更多的免费配额。”他透露。
与其他政策目标和能源、经济结构“脱钩”
专家指出,宏观层面上,无论国家还是地方层面,节能减排目标是由许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的合力实现的。碳市场作为其中的一个政策手段,需要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与补充。“碳市场不能只是‘花架子’,从政策效果上需要具有一定的‘额外性’,也就是说要在已有政策‘盘子’产生的减排效果的基础上带来更多的减排。”李莉娜表示。
另外,从微观层面上,大型工业企业是碳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也是节能减排政策主要的目标对象,从企业角度来说,一个企业要应对与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等相关的多项任务、多个目标和多头管理。“最直观的一个例子是,纳入‘万家企业’计划的重点用能单位,都有明确的节能量指标,而这些企业在碳交易试点中也多为纳入对象,它们所获得碳配额与节能量目标之间的关系值得推敲。若是企业只要完成了节能量的目标就能直接完成碳交易设定的目标,那么碳交易体系对促进企业减排的效果微乎其微。”李莉娜表示。
此外,钱国强认为,由于雾霾等天气的大范围和高强度影响,群众对治理空气污染的诉求空前提升,政府在相关领域的措施也不断加强。国务院2013年9月颁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文件,提出了史上最严格的应对空气污染行动计划和措施。这些措施与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有很大的“协同效应”。地方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例如煤改气、制定关停燃煤电厂和燃煤取暖的时间表等),以及交通、建筑领域应对空气污染的预警和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