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危机下看非洲形象与中非可持续合作 网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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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0日,以“新冠疫情危机下看非洲形象与中非可持续合作”为主题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系列专家讲座第二期成功在线上举行。发言嘉宾从学术、外交与企业三个角度出发,与参会代表共同探讨疫情之下的非洲形象与中非可持续合作的挑战与机遇。

创绿研究院 | 制

7月30日,由“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平台主办、创绿研究院承办、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支持的系列专家讲座第二期——“新冠疫情危机下看非洲形象与中非可持续合作”成功在线上举行。会议邀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刘海方,前中国驻非盟使团副代表苟皓东和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管善远出席,并分别从学术、外交与企业的角度围绕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做主题发言。来自政府、智库、高校、企业、媒体等行业超过90位代表参会并参与讨论。本次专家讲座由创绿研究院项目主管郭虹宇主持。

自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平台以来,中非关系正逐步迈向一个新时期。面对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危机,如何携手应对、并实现绿色、具有气候韧性和可持续的恢复之路,是中非能否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维系多边主义的关键。同时,面对发展中的非洲和非洲对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需求,新时期的中非合作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次专家讲座基于此背景,不仅聚焦中非投资合作本身,也关注中非合作叙事中的非洲形象,及其对中非合作关系和决策机制的影响,并探讨在疫情之后,中非合作如何通过深化对彼此的认知,回应非洲对可持续发展的真实需求,共同构建包容的、具有韧性的可持续未来。


主讲嘉宾:刘海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刘海方 | 来源:创绿研究院

虽然非洲的抗疫努力可圈可点,但受到中国想象中的非洲形象限制,中国对非洲整体的理解还有所欠缺。中非可持续合作呼唤加深人文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与认知,建立中非社会的平等互信关系。

我们对非洲形象的认知与偏差,从对非洲抗疫的报道、分析与公众话语中就可窥见一斑。回望过去几个月非洲抗疫工作,总体来讲在外防输入阶段较为成功,在内防扩散阶段中非洲大陆的国别差异较大,但仍有不少非洲国家表现得可圈可点。非洲抗疫取得成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非盟及非洲国家的二级预警响应的准备工作较为完备,及时启动了紧急行动中心和事件管理系统,并成立响应基金;第二,非盟及时与G20国家达成缓债协议,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很多国家政府不是坐等外援、而是尽己所能自筹应对疫情的财政预算;第三,非洲各国在管理上采用创新举措,帮助人民在疫情期间降低生活成本,保持社交距离;第四,各非洲国家人们都面临则维持生计还是保护生命的两难选择,但非洲社会本身的韧性和自主抗疫的创造力丰富多彩;第五,非洲各国及时展开对疫情的反思,抗疫时适时加速了数字经济转型,经济重启阶段积极寻求合适本国的手段和措施;同时,中国和非洲在团结抗疫过程中表现非常突出,双方从官方到民间、从物资到精神上相互给予巨大的支持。通过举办线上交流会和派出抗议专家医疗队,中国向非洲传递了疫情可防可控的信心,从平等互鉴的角度让非洲了解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公共卫生挑战。另一方面,中非抗疫合作增进了中国对域外全球传染病的了解,包括澳门在内的各地医疗队去往非洲各国支援也提振了中国的国家凝聚力。但是,直到今年4月,中国媒体才开始关注非洲抗疫,部分媒体还发表了非洲可能是抗疫“黑洞”的担忧,未能做到较为公正地报道非洲的抗疫成果,而简单因为欧美大国“无暇他顾”而担心非洲拖慢全球抗疫的脚步。综上可见,中国学界、媒体和公众对非洲抗疫都有所偏颇,看不见、也不去看非洲自身的努力甚至在全球抗疫中的创新性贡献,根源是对非洲的认知来自于想象中的非洲形象。

在中国,非洲在国家叙事和公众印象中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在官方叙事中,国家层面聚焦在南南合作、亚非团结、万隆精神和平等互利方面,也特别强调非洲在人类文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三个维度上都是“重要一极”。中文媒体、特别是是社交媒体对非洲的报道受到一些西方媒体的影响,过分渲染有关“贫穷、落后、饥饿、原始、战乱”等较为负面的形象,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公众的对非印象;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非合作一直以经贸合作为主,忽视了对文化交流的同步发展;同时当前的报道集中在中国对非洲的单方面援助方面,虽然还说70年代“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但很少客观介绍当代非洲在中国晋升为全球大国过程中非洲的重要贡献。

中国对非洲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中国在宋代、元代、明代有许多游历非洲的书籍,描述比较真实。后来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非洲形象被西方种族主义话语构建成极为负面的形象,而西方语境中的非洲形象也随着清朝西学东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当时的中国人简单地拥抱了西方书本中的非洲形象,从而对非洲的认知开始出现扭曲。自独立以来,非洲很多国家一直在试图构建积极的非洲形象,努力打破西方语境下的刻板印象,创造新的非洲故事,这也正是其去殖民化运动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社会运动还未完成。中国目前对非洲的研究仍有所欠缺,缺乏基于一手调研生成的知识与理解。这种知识贫乏也是导致中国对有关非洲的叙事、舆论、交流和文化宣传中出现问题和偏差的主要原因。随着中非之间的合作进入加速期,中国需要尽快加强人文交流,加深对非洲真实面貌的认识与理解,为中非合作提供人文支撑,以推动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


对话嘉宾:苟皓东 前中国驻非盟使团副代表

苟皓东 | 来源:创绿研究院

基于我在非洲工作十几年所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问题,我认为中非可持续发展要从生态环境可持续、社会环境可持续、政治环境可持续三个方面展开,中国企业“走出去”离不开对非洲的正确认识和发挥中非合作中的天然优势。

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可持续,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千万不能重复自己在环境可持续问题上犯过的错误。以产能走出去为例,尽管当时的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制定了相应的标准,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因缺乏把关能力或没有把关,导致了一些中国企业负面案例的出现。比如,中国私企在西非森林里开设砖厂,采用最低技术,随意排放废气,被当地警察追捕;以及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自然保护区内投标水电站。该保护区是非洲保护最早的、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中国使馆曾与中国企业沟通过不要参与此项目。但仍有一家中国大企业参与了投标并中标,所幸最后项目因不符合规程而流拍,而这家企业后来也因此行为受到了国内批评。非洲的生态环境优异,但十分脆弱。中非合作必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导思想,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真诚、双赢的合作,把非洲的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

关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中非合作需要充分考虑非洲的社会环境和由此增加的额外成本。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时要充分考虑当地工人、工会以及NGO的运作情况,做好维护良好公共关系的成本预算。同时,企业也要增进对非洲社会环境的认识,因地制宜,注意塑造良好的品牌和形象。

关于政治环境的可持续性,中国企业要能理解中非政治环境的区别,考虑到非洲国家政府换届可能给项目建设带来的额外成本。中国企业也应克服为走出去而走出去、片面追求扩张海外市场份额的传统思路,保质保量、稳扎稳打,把在非项目建设做好做实。

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做好可行性调研,以正确认识非洲;与非洲合作要有情怀,要成为非洲真诚的合作伙伴。国内的主管部门、企业和大使馆进一步通力合作,增进企业对非洲内情的了解,这会对中非合作大有裨益。中非合作实际上有天然优势: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最重要的,中国与非洲的感情优势。目前,中非人文交流是中非合作中的短板,这个短板甚至直接影响了中非民众之间的好感度。中非友好的历史还存在非洲老一辈精英的记忆中,我们要及时挖掘中非合作的历史和史实,让中非友好的历史真正成为中非合作的基石。


对话嘉宾:管善远 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管善远 | 来源:创绿研究院

通过坦桑尼亚剑麻农场的经营实践,从中非农业合作回顾、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在非洲和坦桑尼亚的运作情况、新冠疫情后中非农业合作展望这三个方面分享中非农业投资中企业的作用。

非洲幅员辽阔,农业生产水平较低且结构不合理,部分国家存在粮食问题,所以中非农业合作是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非农业合作经过了三个阶段:1)1959年开始至改革开放时以无偿提供粮食援助为主的援助阶段;2) 改革开放到1995年,以无偿援助的形式、但是项目的管理有一个责权利方面的变化;3)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入互惠互利、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接的形式。我曾工作过的坦桑尼亚剑麻项目就属于第三阶段的产物。开展中非农业合作有以下几方面作用:履行国际义务、优化资源配置、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平衡贸易逆差。

我们在坦桑尼亚投资也遇到很多问题,涉及土地、税务、劳资纠纷、环保、宗教、自然灾害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总结了六个方面作为解决之道:了解是基础,尊重很重要,遇事多沟通,实干才兴业,规则做准绳,多赢是目。首先,中国企业需要对当地法律法规充分了解,也让当地政府和民众充分了解中国企业的投资,为中非合作搭建基础。第二,尊重是解决许多问题最基本的前提,中国企业需要尊重当地工会、平等就业、工人的民主选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第三,企业遇事应与当地提前沟通。第四,实实在在的投资兴业,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坦桑尼亚投资剑麻,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使资产得到保值增值有效运转。同时我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中国政府援坦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相得益彰。第五,企业在非洲发展要以规则做准绳,确立合规经营的理念,同时遵守当地和国内的法律规定,并尊重当地的宗教民俗信仰。第六,企业在非洲的发展要以双赢为目的,不仅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力图推动中非农业合作交流。以“真”、“实”、“亲”、“诚”为行动指南,剑麻农场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帮助的同时,当地也以改善基础设施、村民主动参与协商、警局维护农场治安,以及当地职工维护公司声誉等方式,回应了剑麻农场的帮助。

在疫情的影响下,企业在非洲的人员流动受阻,运营成本有所增加,市场需求受到影响,新项目开发也受到阻碍。未来认知差异和大国博弈也会进一步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运作带来影响。为应对疫情可能带来的挑战,中资企业要抱团取暖、合作共赢,摒弃“圈地”思维模式;项目要稳步推进、减少盲动,加强项目管理本土化建设。中国企业成功渡过疫情影响也离不开中国政府适度的扶持支持。


讨论环节

与会人员和嘉宾就疫情对中非关系、中非农业合作方向的影响、中国对非洲的刻板印象、中国企业对当地工会和NGO的认识,以及中国对非援助宣传与信息公开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如何理解疫情对中非合作带来的危与机,疫情对中非关系深化的改变是暂时的还是根本性的进展?

苟皓东: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非关系造成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仍有待观察,但从积极的方面来说,随着疫情的发展,非洲开始了解中国在抗疫方面做出的努力。最近非盟疾控中心也与中国商务部签约,就加速非盟CDC建设达成了合作协议,这也是中非合作中的积极信号。


受新冠疫情和东非蝗灾影响,非洲粮食危机再次突显,中非农业合作如何由单纯的农业援助转变为可以持续的农业投资?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是否受到影响?疫情之后,中非农业合作方向是否会有调整?

管善远:疫情将给大家的投资信心和投资速度带来很多影响。中非农业合作前景广阔,但还需久久为功,过去六十多年的合作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实际上我们应当先做好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事情。第二,援助是一种国际义务,但是怎么将投资与援助结合起来还需探讨,还需耐心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在生态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和政治可持续等方方面面的认知上有很多偏差,任重道远。对非农业投资要注意:立项要准、尽调要实、情怀要有,还要注意风险的识别与管控。

刘海方:农业示范中心虽然从项目来讲不一定完全都成功,但必须考虑到它产生的溢出效益,因为它的原则就是要探索从援助能够变成可以持续生产的项目。回顾大量西方的合作模式,在公共卫生领域、教育等各方面,进入到社区都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与他们一样,中非农业合作从援助到生产的转变中,一定要注意将援助与生产结合起来,在援助的过程中积极调动非洲自身的创造性,扎根非洲,而且要善于总结多年的经验,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并在生产过程中与非洲人民共同富裕。


当下中国对非洲形象的想象是不是更多的受西方构建的非洲刻板印象的影响?

刘海方:中国对非洲形象的想象与清代西学东渐,中方缺少学者亲自调研写作有关。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推进和20年代末激进的左翼运动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展开,西方对非洲的种族主义认知经过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毒”;而50-60年代支撑中国与非洲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的是关于国际主义、亚非团结的叙事,没有种族主义污染,同样也意味着学术界、思想界在这方面的努力几乎没有。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非新的合作主体突然变成了大规模的民众,是以全球化和经济合作为动力的,人们没有知识准备就突然进入了大规模跨种族、跨国界的接触甚至杂居。也就是说中国对非洲的研究和对新型中非关系的叙事并没有跟上大规模交流的需要,所以造成了现在中非合作中人文交流的短板和认知的混乱。


中国在非企业对工会、NGO及当地舆论当中认识的不足会带来哪些后果,对于这些企业和投资者应当如何改善这一点?

苟皓东:中资企业曾经因缺少对当地工会、媒体及NGO的认识而吃了不少苦头。非洲的工会不同于我们的工会,他们在非洲已经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存在,我们需要保持与工会的沟通,了解他们认为我们还不到位的地方。面对非洲的NGO,我们可以主动做一些工作,帮扶和资助一些NGO,开展社区合作,采纳好的建议。主动和媒体建立联系,邀请媒体到项目上参观了解。同时,我们的高校、智库、研究机构等社会力量可以组织相应的培训,提升企业对非洲全方位的认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铺平道路。

刘海方:非洲整个社会结构与中国大国家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同。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从中非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出发,充分了解当地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增进企业与当地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特别重申一句前面开篇引导性的发言,我们人文交流这方面确实太弱,我们认识到的非洲太有限。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把中国人实践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和实实在在的接地气的非洲文化相结合,跟它产生互动,多向非洲学习,包括去帮它建立各种社会组织。在帮他们的同时也在帮我们自己。


中国对非援助的相关宣传工作始终处于数字公开不及时,信息缺乏,民间非官方的宣传工作也不充分,有很多误解和误会,尤其是在非洲的宣传。从学者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有哪些建议与希望,在政府的宣传以及非官方媒体在宣传上应该怎么改善?

刘海方:关于中国援助透明度的问题,首先最初并不是刻意不公布数字,而是当时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中西统计援助的概念体系和方式不同。中国如果希望符合主导国际发展援助的西方话语体系,需要重建一套数据才能够公布,这给中国的公开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且中国的南南合作援助模式与经合组织国家的援助模式有很大不同,我们的数据与西方数据没有可比性。此外,因为语言、文化和治理体系的差异,中国自身沟通和宣介援助的信息在西方话语体系占主导地位的语境下弱势很明显,非洲难以顺畅了解来自中国的援助叙事。其次,中国讲述对非援助的故事主要是中国帮助、非洲受益这种模式;而实际上大规模经济合作使中国受益颇多,比如很多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市场上开始了国际化成长的第一步,学习应对跟在中国做事完全不一样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中国国际化道路上受益的方面。未来我们的故事里,要多讲述中国和中资企业在中非合作中获益的部分,以公平公正地看待彼此,才能在我们的认知中建立平衡的非洲形象。

苟皓东:中国媒体对非援助的叙事有必要换一种思路。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曾经是主要受援国,没有外来援助,中国的发展肯定没有这么迅速。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发展对援助国和世界经济的回报是同样巨大的。而这种援助与回报的关系还可能发生在现在的中国与非洲,中国对非援助不仅带动了企业走出去,也通过出口解决了国内许多就业问题,中非贸易过去几年保持两千多亿美元的规模,互补性很强,是真正的双赢。这样叙述思路的转换可以使中国公众更好的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意义,树立一种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观念,随着非洲的经济发展,未来非洲的人口红利和市场红利,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回报。

管善远:实际上中非合作是双赢的。以我们为例,提供就业,促进当地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资源,并把中国的设备带出去了。这应该是双赢的,但很多方面还是了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