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绿中心举办“南极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记者交流会，并发布《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南大洋》报告。
报告指出南大洋约占全球海洋面积的1/10，是世界上仅存的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区域。她是近10,000种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也是许多稀有物种的唯一栖息地。在全球大部分海洋遭受严重过度捕捞和污染的情况下，科学家们将她视为一座天然实验室，为科学提供最后一次研究健康海洋生态系统运作的机会。她是一份可以留给未来的礼物，让后世像我们一样享受南极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无与伦比的原始自然美景。
随着全球变暖和人类对渔业资源的不断探索，这片海域正面临着潜在危机。南极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西南极地区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区域之一，过去50年内温度上升了2.5°C。受此影响，一些区域遭遇了严重的海冰消退及冰架崩裂。温度的变化和海洋的酸化正在影响这个地区的海洋生态系统，使之在人类的捕捞活动面前更加脆弱。
磷虾和犬牙鱼是目前主要的渔业捕捞目标，也是处于食物网的核心物种。1973/74年渔汛期起，一些国家开始在南大洋捕捞磷虾，磷虾的捕捞发展迅速，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近年捕获量再次回升。目前大多数南极磷虾工业捕捞都发生在近岸水域，与企鹅的觅食区域重叠。如果这些活动持续靠近近岸区域，且海冰覆盖率由于气候变化而不断减少，企鹅就必须到聚居地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父母离开的时间越长，幼鸟被掠食或饿死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一种渔业捕捞对象是南极犬牙鱼。随着浅水物种被捕捞殆尽，20世纪80年代捕鱼者开始把目标锁定在深水鱼类巴塔哥尼亚犬牙鱼 （Patagonian toothfish）上。它们被冠以“智利海鲈鱼”[1]的名义推向市场，迅速成为昂贵饭店菜单上的热门菜，主要销往美国和欧洲。犬牙鱼的合法渔业处于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管理之下，然而非法的、不受管制的、不作报告的捕鱼者（IUU）[2]也尾随而至。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犬牙鱼捕捞总量超过每年10万吨，其中2/3以上为非法捕捞 。这导致当地巴塔哥尼亚犬牙鱼种群数量锐减，相关渔业随之终止。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渔轮挺进更南区域，寻求南极犬牙鱼（Antarctic toothfish）。IUU捕鱼者也追随他们的脚步，并改为深海刺网捕鱼。刺网的使用被CCAMLR明令禁止，因为其附带渔获物率高，且渔网遗留或掉落在海洋后将继续捕鱼长达几十年，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每年，大约有3000吨南极犬牙鱼被渔船捕捞。犬牙鱼是威德尔海豹和罗斯海虎鲸的重要食物。目前，已有科学家们报告观察到罗斯海虎鲸的次数越来越少。
考虑到磷虾在南大洋食物链中的核心地位，许多人担心过度开采将危害到巨鲸种群的恢复并对其他南大洋物种造成灾难性影响。1982年，为了实现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目标，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国际公约—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CAMLR）公约应运而生，以确保渔业在南极条约体系的管控下，并且不会对目标物种和泛南大洋生态系统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公约最重要的管理原则-预警原则阐明：因为认识到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健康的海洋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和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而过去先污染再保护的失败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活动对这个健康的海洋系统构成威胁，即使现有的科学研究无法明确指出这些威胁，我们也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出问题之前将她保护起来，把风险降至最低。
中国于2007年正式加入CAMLR条约，并于2009年开始磷虾探捕(exploratory fishing) [3]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从探捕到商业捕捞的转型。中国的磷虾捕捞从2010年起呈直线上升趋势，大有赶超第二捕捞大国韩国的趋势。今后，南极磷虾有望成为远洋捕捞的后备资源 。[4]农业部在2012年发布的《关于促进远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5]中提到：要在CAMLR条约框架下，以开发南极磷虾资源为重点，深入开展南极海洋生物资源调查研究、探捕开发和加工利用；进一步摸清资源分布，扩大探捕规模，促进产品研发，努力开拓市场，探索盈利模式；加快渔船及捕捞、加工设备改造和添置，积极开展南极磷虾产品综合利用和精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条件成熟时，鼓励企业引进、自行建造专业南极磷虾捕捞船，力争早日实现南极磷虾商业性规模开发利用。
报告认为，中国远洋渔业的整体战略必须针对全球渔业的整体趋势有一个理性的、长期的策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6]显示海洋渔业的整体捕捞量经过40年（1955-1990）的快速增长已经基本到达峰值，目前是平稳中带着缓慢退化的趋势。而中国恰恰正是在这40年快速增长的尾声才开始发展和壮大自己的远洋渔业。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远洋渔业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并没有开发出更多的资源，而是将其他国家的渔业产能转移到了中国。海洋渔业的利润率并不一定会随着渔船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随着渔船数量在全球渔业中的比例升高，国家在确保渔业可持续贡献于全球粮食安全的责任也在增加。
所以，中国需要在海洋渔业做大的同时要做强，这里的“做强”指的不是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的上升，而是渔业管理能力的强大。这就需要我们有先进的理念以及强大的政策执行和执法能力，以最终实现产值与捕捞量的脱钩，生态与经济双赢。
其次，对于“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的方针，需要根据时代的特征赋予新的内涵。特别是“利用”在生态文明话语和南极条约体系下有特别的约束。人类对地球物质资源的利用需要被限制在一个幅度之内，来保证资源消耗的速度小于等于资源自我恢复的速度。近几十年来，生态学的发展和环境破坏的教训让人类发现，并不是只有能够私有化、货币化的资源才能被利用，人类一直在免费享用着清洁的空气和水、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系统的服务，而一旦损失这些服务，需要付上货币的代价来补偿。我们提出“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的时候，眼目所关注的是矿产这样的传统资源，但是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审视南极的利用价值的角度需要更加丰富，更加长远，更多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虽然有时候保护意味着对狭义“利用”的限制，但保护目的还是为了实现更广义的“利用”。
报告倡议在南大洋建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洋保护区网络，它可以成为最好的天然实验室，为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源。然而，由于俄罗斯等国的阻挠，南极海洋保护区提案在CCAMLR已三度搁置。今年十月，针对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谈判将再次开启。这是南极保护国际合作的历史机遇，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来参与保护区的建设、监测和管理。CCAMLR的各成员国也将以此来兑现其在海洋养护和管理领域的承诺和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