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生物多样性年 – CBD CO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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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CBD针对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罗马悄然闭幕,正式开启了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超级年”的谈判进程。

>> CBD秘书处于1月13日发布了一份作为本次会议讨论工具的“零文案”,包括创绿在内的中国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的伙伴机构共同针对“零草案”向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反馈意见————对CBD《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的反馈


上周六,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喧嚣中,生物多样性公约(CBD)针对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罗马悄然闭幕。CBD给工作组的授权是针对2020-203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设置目标和路线。此次会议正式开启了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超级年”的谈判进程,却不料被新冠疫情抢掉了风头。根据原有的计划,7月将在哥伦比亚召开工作组的第三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会形成一个可以供十月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谈判和通过的文件。几乎所有人在哀叹今年开年不利,但是新冠疫情却出人意料地起到了敦促人类严肃思考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并重新评估我们的社会系统回应生态灾害的能力的作用。特别是去年年底开始大多数国人在看澳洲山火的新闻时还literally带着隔岸观火的心态,新冠疫情突然让人感觉“环球同此凉热”了。

“生物多样性超级年”的说法缘起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全球行动规划的周期。2010年通过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开启了第一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在这十年中,尽管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在爱知目标的指导下向前推进,但是人们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关注主要是在气候变化上。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和《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委会IPCC此后发布的几个特别报告都强调了这个关系。作为“生物多样性IPCC”的政府间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平台IPBES在19年发布的全球评估报告也指出,明确指出全球的自然在多重人类驱动力的作用下已经发生显著改变,驱动这些影响的因子在近50年正在不断加速,其中气候变化作为主要的直接驱动因子之一同时又在带动其他影响因子的加速。从爱知目标执行的效果来看,生物多样性退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扭转。IPBES也认为前的行动趋势并不足以实现全球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因此今年的昆明大会如何能够总结经验教训,继往开来,为下一个十年的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超级年”的呼声下,近十年来海洋生态保护的声音所积攒的行动意愿也将得到释放。自2014年开始,经济学人海洋峰会,“我们的海洋”这样的官方和民间的论坛开始持续举办。在联合国,2017年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四举办了第一次联合国海洋大会,2018年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的政府间谈判正式开始。在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上,2016年在夏威夷和南极洲先后建成了两个超百万平方公里的超级海洋保护区。2030年保护30%全球海洋的倡议,从一个疯狂的想法,经过2014年世界公园大会和2016年世界保护大会的推动,也已经进入了主流的政治讨论。2020年联合国将举办第二届海洋大会,紧接着IUCN将再次举办世界保护大会,可以预期这些讨论会进一步为昆明大会的海洋议题输送能量。创绿是从2012年开始被卷进了这股全球海洋保护的浪潮,也见证了其中不少的关键时刻(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因此,当“生物多样性超级年”正式开启,创绿的心跳也开始加速。

会场全景  IISD | 摄


回到本次工作组会议。在上一次会议的要求下,秘书处基于之前的讨论准备了一份作为本次会议的讨论工具的“零文案”,在1月13日发布出来供缔约方和社会各界审阅和评论。(文案可在cbd.int网站通过搜索zero draft下载)包括创绿在内的中国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的伙伴机构共同针对“零草案”向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反馈意见。其中,创绿基于海洋的视角,对草案有以下的观察:首先,我们注意到文案中把目标区分为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认为对于推动讨论而言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我们在之前关于面积百分比目标的讨论中注意到,行动力度目标是非常有用的支持政策的工具,但是力度目标(例如保护X%)并不能确保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因此需要可量化的用于评价行动效果的目标来与之互相对照互相支持。其次,海洋的特点来看,海洋的连通性决定了不论是国家管辖范围内还是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都更需要在区域和全球的层面开展合作。目前的文本在变革理论、有利条件、责任与透明度和外联的部分都提到了与其他国际组织、多边环境协定的交流与合作,因此我们认为这也是会很有帮助的。(下图列出了不同与海洋保护相关的国际组织)第三,创绿认为“零文案”的背景部分对于保护行动紧迫性的强调依然不足,我们建议在文案中加入关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叠加的描述,以突出快速转型的紧迫性。结果在会议开幕的时候,联合国海洋特使彼得.汤普森也专门致辞,强调生物多样性下的进程需要与今年的联合国海洋大会和气候变化的进程一起被看作为一个整体。

涉及公海保护的不同进程及其采取的不同划区保护工具 创绿研究院 | 制


在结束了第一天的一般性辩论后,会议针对“零文案”的四个部分组织了四个平行磋商小组的的讨论

  •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长期目标;
  • 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 共同领导的满足人们的需求;
  • 用于实现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方案。

创绿最关注的是关于长期目标和减少生物多样性行动目标的讨论。讨论中不可避免有一些关于目标的争议性问题。在针对GBF长期目标的讨论中,关于2030年和2050年的时间表,一些代表赞成将重点放在2050年目标上,并有可衡量的里程碑进行定期审查。反对者表示,失去2030年目标将危及为改变生物多样性丧失曲线而需要进行的变革性努力。

目前保护区在海上和陆地的占比,ABNJ 为国家管辖外的海域,EEZ是海上的专属经济区
IUCN | 制

在减少生物多样性威胁磋商小组针对空间保护的讨论中,针对“零案文”中“保持和恢复淡水、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对更多陆地和海洋面积[至少增加 50%](中括号表示内容不确定需要后续谈判)进行综合空间规划解决土地/海洋用途变化,到 2030 年实现面积、连通性和完整性的净增加,同时保持现有的完整区域和荒野。“一节,代表们特别建议:分开空间规划和恢复的目标,更好地定义空间规划;并将这一目标与保护区的目标合并。

关于保护区的目标,在零草案中包括:“通过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地点,到 2030年至少覆盖此类地点的[60%]和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地区,至少[10%]受到严格保护。与会代表特别建议包括:关注所有生态系统而不是仅仅关注特别重要的生态系统;区分陆地和海洋保护区,以及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详细阐述对术语的理解,例如“严格保护”和“特别重要”等等。一些代表欢迎该目标,但注意到这里缺少了爱知目标11中的一些要素,例如管理的有效性。其他人则强调目标需要包括保护区连通性的重要性。

警惕疫情的参会代表    IISD | 摄

创绿最近也在做一些划区管理的保护目标的梳理工作。我们认为2050和2030的目标是需要并存的。我们需要可以将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愿景转化为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然后才能倒推出2030年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以划区管理为例,如果我们把2050年的目标定为“地球上所有陆地和海洋空间都分区设立了基于现有最佳科学的、预警性的管理目标,并且通过可持续、有效和公平的手段落实了管理。”那么在2030年,如果资源还不足以对所有的空间设立有效的管理,是不是在2030年至少可以按照现有的科学信息通过空间规划设立起短期或者长期的管理目标,并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优先选择的区域上?至于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大,实际上取决于国际社会可以投入的资源,而2030年的百分比目标其实就是用来敦促政府投入公共资源的。解决了隔岸观火的问题,也要解决杯水车薪的问题。

此次会议的讨论把“零文案”整体过了一遍,收集了一不同的观点和问题,放在了会议报告的附件中。观点应该会整合到新的一版文案中,问题将交给五月举行的CBD的科学和技术附属机构的会议来回答,七月再继续讨论。会议的报告和收集到的意见在CBD的网站上也都有,中文版也已经翻译出来了。创绿也会进一步消化此次会议的成果,并且跟踪之后的进程。对于讨论中提到的一些术语的具体意义以及保护区百分比目标的前因后果,创绿也将通过简报的形式来进行解读。不想看学术论文或者联合国的官方中文翻译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网站和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