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冀俍 创绿研究院
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到2015年的巴黎峰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经历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范式转变，中国也在气候外交上积极进取，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巴黎协定》签订后，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哥本哈根峰会后，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立场相对从被动应付转变到主动出击，公开承诺定量的排放控制目标，并提出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在具体的议题上表现出了更多的灵活性，包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鼎力支持，以及积极主动地展开双边与多边外交。除此以外，中国在本国气候议程设定与行动上的力度也在加强。
在气候能源领域，中国在哥本哈根峰会后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第一，在节能与能效方面，“十二五”规划纳入了不少基于市场主导的措施；制定了优先管控大型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抓大放小”节能减排工作方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十二五”将可再生能源列为新兴战略产业，中国改变了对光伏反倾销裁决案的应对方式，光伏集中式和分布式利用的最大制度障碍逐渐消失。
第三，在碳市场方面，一系列试点省市、制度规则为2017年全面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四，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这一议题进入中国主流政策讨论，气候适应工作也成为不少地方气候变化立法的重点，但仍需要将气候风险评估系统融入发展规划。
第五，在污染治理促生减排目标方面，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首次提出地方控煤目标；明确提出严格的用水总量控制。
国内环境政治与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亦存在互动关系，“生态文明”在主流政治话语和社会共识中的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绿色产业得到政府大力支持，成为中国气候治理参与的内政基础。此外，民间环保组织也凭借议题传播和公众参与方面的优势，在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反思哥本哈根峰会，后巴黎行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第一，各国行动贡献总量与实现控制升温2℃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
第二，“十三五”期间，中国如何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
第三，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也关乎气候与环境治理；
第四，继续深入包括环境法治在内的法治改革；
第五，如何善用200亿元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第六，如何建设绿色的“一带一路”。
上述挑战中包含着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生态文明”政策口号和实践之间还有巨大的缺口，这就需要跨界协作，在更具操作性的基层指导性文件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建设。这个过程需要学术界和民间组织贡献大量智慧，而这种政策解读也会对民间组织在基层开展监督活动起到鼓励和支持作用。
本文摘自《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6~2017）》
